傅小永：“92派”的历史坐标
张维迎说，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在创造财富而非分配收入和寻租，是“中国秘密”的最重要原因，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在中国近30多年的增长故事里，有两位互相依存又互相掣肘的主人公，一为政府，二为企业家。简单而言，“中国秘密”、“中国奇迹”实际上是一道“二选一”的智力题：到底谁才是中国近30多年增长故事里真正的主人公？政府还是企业家？在中国经验和人类历史中辨析这一主题，是刻画“92派”历史坐标的必要途径。
一、 士大夫“下海”
1993年5月18日，中国嘉德正式营业。但到1994年3月27日，将近一年时间，中国嘉德颗粒无收，陈东升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大家说人一紧张身上就会冒冷汗，错了，我当时是心在冒冷汗，胸疼、透不过气。家人和员工后来告诉我，每天上班进办公室看见我笑，他们才敢笑，如果我阴着脸，他们就不敢抬头。我自己没本事，就使劲怪员工，好像周扒皮，拿着鞭子抽他们：出去干活，出去干活！”
公司是“中”字打头，又从事拍卖行业，拿到正式批文后陈东升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租个有脸面的办公室。“全北京哪儿最牛？建国路上的长城饭店啊！我就到长城饭店去租了四间房。拿美元支付，汇率是8.5比1，一天要付85美金。说起来是笑话，我就知道索斯比，就知道拍完后向双方各收10%佣金，其他的都不知道了，我是个碰巧进入拍卖行当的农民，每天坐在长城饭店里看着美金白花花地流走。”
那一年给陈东升的压力是他永世难忘的，“就像农民辛辛苦苦种地，但不知道最后老天爷给不给你面子，会不会有收成。所以我经常说，给你第一笔生意的人，不是一般的顾客，是你的救命恩人。”
同样，泰康人寿在经营7年后才开始赚钱。在泰康的办公室里，挂着陈逸飞的油画《黄河颂》，这幅作品是对陈东升艰难创业过往的纪念，也是他个人气质的真实写照。陈东升说这一气质是一以贯之的。经济学出身的他创业之初就计算好了“下海”的机会成本：“当部长”。为挽回这一机会成本，他的人生目标是要创办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近20年的创业帮助陈东升完成了自我认知，他对自己的概括是： “我从来都敢跟别人交锋，真实的陈东升，就是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还加上革命的现实主义！”
1991年，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访学归来、后来被称为“中国期货之父”的田源找到物质部部长柳随年：“中国需要一家期货经纪公司！”赏识他的部长看出他的意图，回绝他：“你的新职务是物质部对外经济合作司司长！”田源回答：“我不干！”部长火了：“不干也得干！你回国前党组就定了！”
田源只好答应。但这位39岁的新司长已经心不在焉。半年美国访学期间，他的办公室就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38楼。他是中国第一个期货博士，也可能是当时最了解西方期货市场的中国人。事实上1986年访问纽约期货交易所，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组长的他便着迷于期货对价格的缓冲能力。
1992年，田源再次找到柳部长：“中国需要一家期货经纪公司！”柳部长再次回绝他：“部里办了太多公司，没钱了！”田源说：“你给钱我能办，你不给钱我也能办，你不给我钱我就化缘去。”这次部长被说服了，最后部里给了他两百万。这是物资部名下投资数额最少的公司。
新公司是部里惟一的没有行政级别的股份制公司，所有的班子成员都由他任命。人事司长不干了，说这是部里的公司，干部应该由部里配备。田源正告：“公司是股份制，我要赚钱对股东负责，你给我配几个老干部来，最后亏钱了，谁负责？！”司长说：“别的公司也都说不要行政级别，等把总经理、副总经理都任命完了再到我这儿追认局级司级，你是不是也耍滑头？”田源说：“我今天离开这个门，就永远不会再回来！”
1992年12月28日，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期是国内首家大型股份制期货经纪公司。
但5年后，田源“食言”了。
在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仅三年，毛振华连升了两级——从一般干部到副主任科员再到主任科员。1988年毛振华被提为副处时年仅24岁。
1988年海南建省。作为特区筹备组的一员，毛振华被派往海南，直接参与省政府研究中心的组建，负责经济处。海南省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的每一个字都出自毛振华的手笔。不久，他上调中南海，任职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转眼到了1992年，谙熟宏观经济形势的毛振华认为，“机会似乎来了”。
“那时候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就想当个头儿。在庞大的公务员体系里，我是大单位里的小干部，拍不了板。我想有个独立舞台，自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哪怕让我去西藏当个县委书记，我都不会下海。”
毛振华决定创办中国的穆迪公司。事实上“穆迪”这个词儿他也仅是在电视上看到过，但给他留下了权威、尊贵的印象——“穆迪公司调高了中国政府的债券发行信用等级”。毛振华相信游说的力量，相信一个年轻人叙述梦想时的感染力，短短四个月，他完成了可行性报告、募股、注册等一系列工作。他怀里揣着的蓝图就是穆迪和标准普尔。
毛振华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下海”——他办的是“调动手续”，即使今天，毛振华也并未买断过工龄，也没有办理过离职手续，他只是“调动到自己创办的公司里来了”。他不是两只脚义无反顾地跳下海去，是第一脚迈出去，第二只脚才抬起来。
1989年夏天，冯仑被迫离开了体制。在西直门坐上南下的火车，冯仑去了海南。他参与创办并曾任常务副所长的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也回不去了。突然成了无业人员，仓皇北顾。后经朋友推荐，冯仑投奔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找到了一份按日计酬的零工。他一家借住在西北大学同学张维迎的公寓里，后者同样离开了体改所去往牛津大学。
冯仑的创业方式是“92派”里最草根的——他和他的合作者分头借钱，凑在一起也才三万多，这些钱大都花在注册公司等前期费用上，拿到执照时，就剩下几百块了。公司注册资本是1000万人民币，是个典型的皮包公司。1991年9月13日，一个有着奇怪名号的公司——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成立了。
“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从“流氓”无产者开始折腾，近十年里积累了中国底层的生存智慧和办法，万通得以成就。这是《野蛮生长》里的序曲。
1990年，俞敏洪离开北大英语系，创办“新东方”；
1992年，郭凡生“被下海”，创办“慧聪”；
1992年，原深圳蛇口工业区常务副区长武克钢“被下海”；创办“通恒”；
1992年，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下海，创办“汇源”；
1992年，胡葆森离开河南省外经贸委，创办“河南建业”；
1992年，苗鸿冰离开石油部办公厅，创办“白领”；
1995年，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办“中坤”；
1996年，43岁的王梓木去职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司长，创办“华泰”；
……
二、 士大夫“下海”和“中国秘密”
这是《“92派”》里的主人公们在1992年前后的生活情境。回溯他们在这一时段的人生情境不是为了展示一个个苦涩、温情的商业励志故事。他们原本生活于广义的体制内，或行政官员，或智囊部门研究员，或大学教员。他们的人生志向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在科层体系里谋求更高的职务，他们中的几位甚至在40岁左右已经官至司长。他们经纶满腹、忧国忧民，是新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继承了这一阶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气质——这是这一阶层在中国历史里的最典型特征。但是1992年前后，他们选择离开或“被离开”体制。
这一行为通常被局限理解为“创业”，是无数创业故事里是无差异的一部分。《“92派”》是对这一认识局限的反击。“‘士大夫’”下海是作者对这一行为的简要概括，作者的叙述重点不是这些未来的商业领袖们如何一步一步扩展他们的商业版图，或是其中一部分失意者们如何一步一步丢失他们的商业城池，而是大面积的“‘士大夫’下海”——这一中国历史上的未有之事——之于这个国家的启示，特别是之于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这是本厚厚的启示录。
《“92派”》展示了“‘士大夫’下海”这一现象的独特之处，特别是它的复杂性。企业家群体的兴起是中国过去30多年最有代表性的阶层运动之一。若以代际划分，可分为“乡绅”企业家（第一代，以乡镇能人型企业家为主）、“士大夫”企业家（第二代，以主动或被动离开体制的“士大夫”型企业家为主）和“海归”企业家（第三代、以国外归来的科技精英型企业家为主）。“士大夫”的精神维度使第二代企业家较之第一代、第三代更具历史内涵。“体制”是“士大夫”们最初的精神脐带，这锻炼了他们更宽广的宏观视野和大局能力，但也可能成为他们的精神掣肘。这是“92派”的核心特征。《“92派”》呈现了“士大夫”企业家（主动或被动）离开体制最后可能反哺体制的全过程。
《“92派”》将带来我们探寻“‘士大夫’下海”和“中国秘密”、“中国奇迹”之间的最本质关联。后者是当下最热门的国际话题。在中国近30多年的增长故事里，有两位互相依存又互相掣肘的主人公，一为政府，二为企业家。简单而言，“中国秘密”、“中国奇迹”实际上是一道“二选一”的智力题：到底谁才是中国近30多年增长故事里真正的主人公？政府还是企业家？在中国经验和人类历史中辨析这一主题，是刻画“‘士大夫’下海”的历史坐标的必要途径。
当然，《“92派”》提供了这一命题的可能答案，而不是唯一答案。
增长，确切地说是为什么会增长以及如何才能增长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早期，经济学家相信“蛮力增长”，即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劳动以实现增长，他们甚至认为，这如何不是增长的唯一来源，也肯定是增长的最主要条件。“蛮力增长”的逻辑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受制于收益递减规律，维持一定的增长率，势必要不断提高投资率，这不符于人类的一般经验。更多的投资可以短期内提高产出水平，但不能提高增长速度。
继而，经济学家相信“精明增长”，即创新和技术变革是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只有创新和技术变革才能将一个经济体从收益递减规律中解救出来，即用更好的技术和设备来装备既定的劳动力，既提高产出水平，也提高增长速度。只有持续的创新和技术变革，才有持续的增长，这已经是共识。
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认为创新和技术革新是外生的，它能否发生取决于政府政策或运气。他们还没有发现经济体内部存在着创新和技术革新的动力机制——企业家和利润。他们还不能回答，为什么有些历史时期创新是加速的而另一些时期则变慢。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回答了到底是什么力量加速或阻碍了经济的增长。
1980年代，经济学家对创新和技术进步机理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他们发现，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内生于经济体中的，并主要由企业家完成。创新和技术进步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率，而创新和技术进步率取决于最能干企业家的能力。
企业家才能依赖于个人的“洞察力”、“决策力”、“反应力”和“想象力”，部分后天习得，部分则可能是天生的。从熊彼特的著作起，“企业家”开始回归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也拉近了自身和现实的距离，并大大增强了对现实的解释力。企业不仅仅是一条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企业家也不再是数学曲线的无差异执行者。
其后的经济学者延续这一思路，提出一个经济体保持增长的四项建议：（1）、创办企业是相对容易的，减少费钱费时的官僚审批制度；（2）、必须有鼓励企业家创新和技术变革的报酬结构，包括财产和合同法规。（3）、政府一定不能旨在瓜分而不是做大蛋糕的行为；（4）、必须保证获胜的企业家和大型成熟企业有持续的创新动力。
简要而言，做对了（1）和（2），才有了“中国奇迹”；要续写中国的增长故事，还必须同时做对（3）和（4）。
“92派”企业家的故事，是对（1）和（2）最好的证明。其中，对（2）最生动的证明，可能是1992年国家体改委颁发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陈东升说，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公司法和合同法，而这两个文件正是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
文件刚出台时，陈东升和毛振华天天揣在怀里，逐字逐句摘抄、研读。中国嘉德和中诚信的公司章程、发起合同就是按照这两个文件起草的。毛振华认为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篇章”，陈东升说“它们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被严重低估了，它们的作用是划时代的”，“有了它们，中国才有了真正意思上的企业制度创新”。
“乡绅”企业家、“士大夫”企业家和“海归”企业家是“中国秘密”的主人公。但“士大夫”下海有其独特历史含义。中国历史从来都是人才配置“单轨制”，体制通过科举、战争等形式吸纳人才，大面积的“‘士大夫’下海”意味着人才配置双轨制，而企业家人才从政府配置给市场。
张维迎在《产权变革、企业家兴起和中国经济发展》中论述准确解释了“‘士大夫’下海”和“中国奇迹”的逻辑关联，他说，“企业家人才在政府和工商业间的配置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决定因素之一，如果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的话。一些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企业家禀赋，而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家人才被不当配置于政府或非生产性部门中去。”这篇文章用语直白、逻辑浅显，没有高深数学和曲线图表，但这或许是此文没有在学界引起足够共鸣的原因。张维迎说，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在创造财富而非分配收入和寻租，是“中国秘密”的最重要原因，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抹杀中国增长故事里另一个主人公“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公平的。政府主导的优越性在于动用大量资源（包括意识形态工具）实施增长计划，特别是当他们身处危机、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政府也展示了他们的学习能力，通过联合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共同寻觅国家发展的比较优势，并贯彻这一比较优势。
但中国的经验表明，良性的政府是偶然的。当危机逐步减缓时，政府的其他动机将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当民间的权利意识不断苏醒时，他们不是收缩而是扩大自己的权力地盘，直到自己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
三、 何为“92派”和“92派”的历史使命
“92派”的定义来自陈东升：“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根据这一定义，《“92派”》一书给出了这一群像的大致标准。“92派”是精英，先是体制内精英，即中国文化中的“士大夫”阶层——在约定俗成的观念里，“士大夫”即指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官僚的联合体，而后跳离体制，在市场中成长为“新士大夫”。
——他们在当下有相对醒目的社会地位，除了企业家这一“经济人”角色外，他们还扮演着公共生活的其他角色，如商业领袖、商业偶像和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1992年前后离开体制，通常是某一行业的先行试水者，继而成为这一行业的领导者；和第一代、第三代企业家相比，他们有更深的“士大夫”的烙印，有较强的时局洞察力和宏观思辨力，这一能力无疑大大作用于他们的整个商业历程；他们是在近20年的商业洗练后逐渐成为舞台主角的；他们有反哺体制、反哺社会（包括政治文明）的意愿、言辞和行为。
“92派”特指一个历史事件中的主角。这一事件即是92年前后，“企业家才能”第一次大面积地由体制配置给市场。这一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几近绝响，朝代更替和1978年之后的5、6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均有优质的“企业家才能”和“领导力”离开体制，开辟人生新疆土，但他们多是被动的失意者，他们的价值体系中还未有商业自觉意识。其他时间节点上，有些零星的商业自觉者，场面上却未成大观。在传统中国，“企业家才能”和“领导力”依附于体制，他们的人生价值和角色是由他们在体制内的价值和角色定义的，“企业家才能”和“领导力”只能在体制这条单轨道上实现。在传统中国，受阻于政府权力缺乏约束和法律制度，商业活动在社会文化中受歧视，商人在社会排名中最低。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是在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新轨。
描述“92派”的坐标和使命还需要选择合适的参照，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企业史。从1865年到1914年，约50年时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不足40亿美元增加到242亿美元，到1894年， 美国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这是美国历史的黄金年代，也是美国企业史的黄金年代，出现了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一批企业家，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非“商业领袖”一项能攘括。“92派”可能是这些故事的中国版本。
同时需要参考东欧特别是俄罗斯的转轨经验。既观察在权力和民意的夹缝里的企业家群体的跌宕命运，又思考如何规避他们的覆辙。
……
（作者为中国企业家论坛研究部主管、《亚布力观点》主编，本文节选自《92派》一书的序起部分《“92派”的历史坐标》。作者写作序起部分时参考了陈东升的《中国现代化和企业发展模式》、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和威廉·鲍莫尔的《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特此致谢！）
来源：《亚布力观点》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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