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兰克公司与他共事的阿罗（Kenneth Arrow）有这样的回忆：一九五七年，阿尔钦写了一篇足以震撼行内的关于成本与产出（Costs and Outputs）的文章，被最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取录了，但当受到邀请为他的老师出文章结集时，就把该文交出去，推却了大名学报。有谁可以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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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智仁（Armen A.Alchian）是我的老师。这个师生关系，经济学行内很多人都知道。较少人知道的是，我没有正式选修过他的课。我是他的旁听生，重复又重复地旁听了五个学期。这个师生关系的发展很有意思，我试把它写出来，希望后学的人能知道某一种教与学的方法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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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6日，由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凤凰财经峰会”在京开幕。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作了题为《中国改革做对了什么》的主旨演讲。这是多年以来，张五常首度露面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张五常表示，过去十年，第一个做错的就是这个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因为东莞是把这个新劳动合同法监管的最严的，是政府给钱给工人告老板的，现在再没有人敢去东莞投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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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读者要求我发表关于香港吵得热闹的“国民教育”的意见，但涉及政治我天生有抗拒感。后来知道一位历来不上街的朋友也跑到街上去，我好奇地叫另一位朋友传些资料给我看。传了三次，内容次次不同。看资料发表的日期，感觉上香港政府是“软化”了，仿佛悔不当初。

听说黎老弟智英在电台大呼“洗脑”。当然不止他一个人这样说。举他为首只不过要在这里跟他过瘾几句。是的，我认为智英老弟最近撤出台湾撤得相当潇洒：赚了他们的钱，顺便借题发挥，把那里的政治斩了一刀。是金庸没有写过的无影刀法，而用的刀看来是“杨志卖刀”的那一把。不知智英老弟今天是否还在高举台湾的“民主”政制呢？

香港的故事变得有点天方夜谭了。香港人的脑子怎么可以“洗”的？成年人要不是满脑马经雀局，就是楼价股市，当然还要人浮于事，想着子女的前途要哭出来。莘莘学子呢？除了一小撮家境富裕的，居住环境家嘈屋闭，电视、雀局，加上电子游戏的声浪，天旋地转，洗脑不知要怎样入手才对。昔日的文化大革命有机会给青年们洗脑，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有趣的玩意。

我佩服香港的学子们。二十年前在港大跟一位好学生倾谈，她说居住的单位有四百平方英尺，只住六个人，在同学中算是较好的了。可惜电视常开，雀局常在，她和弟弟要戴上耳塞才能温习功课。这次听到洗脑的言论，我想到自己教过的无数学生，认为他们的脑子玉皇大帝也洗不了。香港的同学的兴趣只是娱乐与可以增加将来收入的知识，其他的打针也打不进去。

我不反对胡锦涛先生二○○七年说香港“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但胡先生不可能提供细节，就是有提及只能考虑，可以不管。同样，中联办有什么建议应该考虑，但只是考虑，怎样办他们管不着。香港的教育局显然满是自作聪明的人。我读到的不知是真是假的国民教育课程指引理念肉麻，内容空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计这些课程的人不会希望自己的子女学习那些东西吧。

“爱国”一词不应该直解。如果直解，我这辈子经历过的中国，大部分的日子绝不可爱。然而，偏偏就是我这辈子的人，经历过中日之战与国共之争的，对中国的孩子格外关心，愿意为他们付出代价。这是经济学鼻祖斯密的第一本论著——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分析使然，非爱国也。

我没有理由希望今天的学子去经历老人家经历过的苦难，但想到六十多年前香港的同学的中语文字水平比今天的高出很多，一般可用古文下笔，有些懂得填词，而今天还活着的对中国的归属感很一致。我因而想到国民教育应该从中国的文化入手。

国民教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话题，其中最正确的定义是“认识中国”。认识中国有多方面的阐释，而我认为对香港学子的学问与生计最有帮助的是教中国的艺术文化了。考虑如下几点吧。

(一)中国的艺术文化是真学问，在中、小学而言——即是在非职业性的课程中——没有哪项科目能比传统文化的认识能对学子长大后的职业前途更重要。不管孩子长大后的职业是什么，在生计上对中国的文化有认识是大着数，何况那是非常有趣的学问。

四十年前，后来成为撒切尔夫人的顾问的A. Walters到我西雅图的家作客，进门后看到壁炉上放着一只青花碟子，立刻说：“这是康熙时期的真品，值钱，要放在安全的地方。”后来知道此君对多种文化有研究，而朋友说那是他在经济学之外的重要本钱，使他在职位上到处有人招手。经济百科全书New Palgrave关于弗里德曼那项是此君写的，同学们要拜读，看看人家的学问变化。学问要学出变化，最容易是从艺术文化入手。所有艺术都重视变化，而从文化的角度投入是学变化的首选过程了。

不是说笑，一个青年长大后到市场找工作，应对时能表达一点文化知识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理由明显：日常的社会交际，严谨的学术不管用，体育、娱乐等话题免不了平庸，但文化的知识表达容易遇到同好，可以投入地倾谈，也显得自己好于学。

(二)中、西双方的文化截然不同，二者都是人类的骄傲，同学们都要学，问题是中国的文化比西方的难学很多，所以最好从小学学起。

西方的艺术文化主要起自达芬奇。只不过五百年前，但光芒不可方物，其变化有着明显的节奏，比起中国的是远为容易欣赏了。一个高中学生可以在两分钟之内衷心欣赏莫奈的莲塘，两天对莫札特的音乐着了迷。塞尚与巴哈远为困难，但用不上两个月的工夫。

要体会中国的艺术是远为困难了。我是个石章专家，但篆刻艺术要怎样品评我今天还不懂。书法我要经过几位大师指导，遍读前人的书法论著，才懂得欣赏。国画我不懂八大；其实中国古代的国画大师我没有一个真的懂，只是见到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懂得站起来。此站也，不是因为懂，而是发现荷兰伦勃朗的震撼西方的构图哲学范宽早就用得精妙。后者比前者早生六百多年。瓷器我懂徽宗、懂雍正，但不懂乾隆。汉玉雕难懂，而石上如果刻着大篆十个字我八个不认识！寿山石雕可能是唯一易懂的中国文化：不难看出康熙时期的杨玉璇与乾隆时期的周尚均是天才，而我引以为傲的是一个大发现：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林清卿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雕塑家。以刀作画，林公的艺术与技术超越了伦勃朗震撼西方的铜版蚀刻——绝对是，可惜有机会欣赏的人很少。中国的文字艺术也比较易懂，但推到魏、晋之前就比较麻烦了。

中国的传统艺术一律有深度，学懂了一般有趣，也给炎黄子孙带来震撼：真的吗，这些是我们的以往吗？这样一来，归属感油然而生，而这就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境界了。

中国的艺术文化难学，主要是因为重要的发展起于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其后的变化多而微小，一点一点地加上去，不像西方艺术那样有明显的派别风格转变。中国的艺术没有西方那么夺目，但纯而厚，耐人寻味。二者趣味皆高，但中国的要多花时间跟进才能领会，所以中国的文化要从小学起。

我很欣赏上海某小学，规定几岁的小朋友每星期背诵唐诗两首，其后转到宋词与古文去。我认为香港的学生从小一起要学习用毛笔写字，小小的时间投资将来的回报很高：懂得用毛笔容易学书法，也容易学国画。最近雷鼎鸣发表文章，主张学简体，放弃繁体。这不对，因为简体不能写书法：楷书可以，行书很难，而重要的草书是不可能的了。孙过庭说：“草乖使转，不能成字。”意思是说写草书，笔锋转差了一点就不是字。繁体字的草写有转弯的规格，转与不转由君选择，但简体没有这个选择，近于凡转必错。除了写书法，繁体要学，因为懂繁体不需要学简体——我从来没有学过简体，但阅读上半点困难也没有。倒转过来，我不懂得写简体字，但不需要懂，因为不懂得写繁体的内地青年多半懂得读，羡慕我这个懂得写繁体的人。再者，不管是古时还是今天，国画上题字一律用繁体——十多年前一位国画大师不小心在画上用了两个简体字，该画之价大跌。看来国画会继续用繁体题字，直到永远，正如印章用篆书几千年不改，观者读不出只能叹自己的学问不足矣。香港的小朋友们不要中雷公公之计，小小的投资学繁体，长大后可以表演一番——今天的香港还在教繁体是学子们的大幸。

还要指出孙过庭跟着说的一句：“真亏点划，犹可记文。”翻进这里的内容，是说：写不是草书的繁体字，写错了笔划无伤大雅。这些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文化，既有深度，也过瘾。如果我有权话事，我会规定香港的中学生在毕业之前要背得出长达几千字的孙过庭《书谱》的整篇。那是一篇文采焕然、掷地有声、艺术哲理来去纵横的精彩文章，花几天背熟，再花几天解通，学子的终生享用其妙无穷也。

(三)最后要说的是文化教育课程的编排。这里香港的专家可能不够多，但内地是愈来愈多了。选出约九项题材吧：国画、书法、文字、陶瓷、石雕、音乐(尤其是古琴)、青铜、哲理(尤其是孔子)、金银器。然后每项到内地找两至三位专家写报告，说明是中、小学用的，也说明要有示范照片或图片，加上要提供参考读物。二万港元一份报告可以买到很好的。拿得这些资料，再在香港找中学老师重写及编辑，要说明资料的来源，中学与小学要有不同的水平，而老师们读了参考读物就可以教。

回头说北京上头的指示与下面的自作聪明，我是过来人，被下面封杀过无数次，有三本书整本骂我一个人，也有些大名鼎鼎的大学约了我讲话但临时取缔。我认为这些不幸全部起于下面的自作聪明，与中宣部毫无关系。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后不久，我跟香港新华社的一位朋友说得清楚：“你们要我不写评论中国的文章可以，只说一句就成。你们要我写这种文章也可以，但不能教我怎样写，因为我不会写自己不相信的。”从那时到今天的三十年，北京的朋友没有干扰过我。唯一的“干扰”是没有经我同意复制了几千本我在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属盗版，说明是“内部阅读”的。我高兴！

下面的干扰则无数。最明显的例子是二○○八年为科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内地一家刊物见到，要整篇长文刋登。我说可以，但一个字也不能改。他们同意了，但跟着来邮，建议修改三十多处，而大骂新劳动法的后记不能刋登。我回邮说：“你们改一个字我会法律起诉。”后来北京出版该文的中、英二语全文，一个字也没有改。北京根本不管！

我敢跟任何人打赌，如果寄一篇写得好的内容有点敏感的文章给十家内地的刊物，要求发表，他们回应需要删改的地方十家各各不同！这是各有各自作聪明的证据。

最麻烦是capitalist这个字。一九八二年我在英国发表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这个书名不是我起的，据说是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的要求。我反对，但他们坚持，我依他们的。这里capitalist不能译作“资本家”，要译作“资本主义”，书名因而译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为这个书名我在内地到处碰壁，显示着自作聪明的人可以很一致！不幸，为了这个书名我的《英语论文选》要推迟两年才能在北京出版。伟大天才不知何解也：该书名早些时在北京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中、英二语一书内出现过八次。

现在轮到科斯碰壁了。他和助手王宁为我的Will China Go Capitalist?写了一本厚很多的续集，题为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翻了成中文，要在北京出版，但又是因为capitalist这个字过不了关！该书赞赏中国的成就，而capitalist这个字在西方只有马克思的传统有负面意识。其实当年英国的要求是问：中国会真的改革吗？但reform一词在西方很老土，很俗套，老生常谈得太多了：历史上无数的改革皆惨淡收场。Go Capitalist有点别开生面，会叫读者的精神抖擞起来。

国民教育，如果能阐释为有市场价值的学问，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上届的曾特首与今天的梁特首不需要猜测北京要的是些什么。另一方面，我认为今天内地的中、小学的思想教育(称政治课)，也应该转向老人家在本文提出的范畴走。若如是，上苍有知，假以时日，中国每年的实质国民收入增加要以亿万计矣！何乐不为哉？

(凤凰博报)

没有看奥巴马与罗姆尼的第一次辩论，但有看第二次，认为可观。内容没有什么新意，但有火花。在那么高的层面、那么关键的时刻，两位候选人有那么举重若轻的表现是难得的，也正好说明作为天下第一强国不是简单的事。我认为奥巴马是个讲话专材：措辞流畅清晰，句法有节奏，这里那里像个诗人，是天赋使然吧。

美国民调显示，第一次辩论罗姆尼大胜，第二次奥巴马小胜。执笔写此文之际，几个民调对总统的选择大约打个平手。我认为下个月的大选奥巴马胜出的机会较高，有三个原因。其一是要把现任的总统杀下马来很困难：美国历史只出现过三次。其二是虽然四年来美国的经济表现令人失望——有说百分之七以上的失业率现任的很难胜出——但大家都知道四年前出现的金融风暴不容易处理，而今天的美国人东望欧洲，后者的困境远比美国严重，是非常时期也。其三，美国九月分的失业率从八点一下降至七点八，而远为重要的是新房屋的申请建造急速上升。应该是第三次量化宽松(QE3)那孤注一掷的效果吧。

在实践上罗姆尼是个有成就的企业家。虽然他贬低这几年我认为是唯一的对美国经济有明显贡献的经济学者——联储主席贝南克——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用一个企业家处理经济可能不错。奇怪是罗姆尼屡次指责中国以欺骗及操纵(cheapandmanipulate)的手法，使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大幅偏低，害了美国。这些言论敌意明显。朋友说是因为竞选政治的需要，当起总统来不会是这样。我明白，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美国的政治会有这种需要。我不同意罗姆尼的中国观，分点说说吧。

(一)我跟进了人民币的发展三十多年，看不到北京的央行有刻意欺骗的行为。自二○○五年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后，央行的汇率政策常有变动，而今天是近于浮动的。在政策上凡有变动皆可作为“操纵”看，但欺骗不可能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或一些行为规律。这些我看不到，看到的是有点发神经(一笑)。不要忘记，周小川先生曾经几次获西方的奖项，最近一次是去年某美国杂志选他为地球的最佳央行行长，要到华盛顿领奖。难道这些奖项是发给周先生的高明骗术吗？不可能吧。

(二)不久前美国联储推出的第三次量化宽松(QE3)，初步效果是好的，也比我事前想象的来得快。这是美国之幸，也是世界之幸。问题是，QE3要有大成，美元在国际上的购买力一定要保持强劲。这方面出师不利，国际币值对QE3的初步反应，是美元的购买力下降。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求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要求美元对中国货的购买力下降——是不智的选择。是的，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从而增加美元的购买力——会帮QE3一个大忙，其中玄机贝南克应该知道。

(三)我们没有见过顾客要求商店把出售的物品加价，但美国要求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正好是要求中国这家商店把出售的物品加价。为什么呢？罗姆尼的观点是少买了中国货，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会增加。下文可见，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下，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就业的贡献会是零或近于零。

另一方面，就算人民币升值真的对美国工人的就业有贡献，但此得也，不能补偿美国消费者买贵货的损失。假设失业换来的休闲一文不值，就业增加所获之利要高于进口中国货升价之害，需要的弹性系数不容易存在，而如果算进休闲有所值，就业增加之得是无法补偿中国货升价之失的。同学们可以证出来吗？美国的经济大师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这些年美国的政治人物屡次施压要人民币升值呢？答案是他们有利益团体需要维护，而这些团体一般不是失业的人——他们要的是自己的产品可以加价。不同的政治体制需要维护的利益团体不同，这方面美国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别。

(四)整个中国不会有一个消费者不喜欢见到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升到一兑一所有的人都富裕起来了。问题是人民币升值，到了某一点大家会变得无费可消！

我不反对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但为恐外人搞事，反对人民币无锚地浮动，何况无锚的货币制度在西方搞了多年也灾难频频。至于人民币要先下一个怎么样的锚才浮动，我解释过多次，皆如石沉大海，不再说了。

这些年我反对人民币升值，源于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跟进，知道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汇率作了一次大调整，如果人民币在美国的压力下升值，跟中国竞争的发展中国家会把中国杀下马来。今天中国面对的形势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那么简单，而是举世参与竞争的廉价劳动人口比当年上升了不止数十倍。

也正如老人家几年前推断的，北朝鲜也开始参与国际竞争了。昔日只几百万人的香港有几项工业产品雄视天下，今天北朝鲜的人口是昔日香港的五倍。论到工业操作，韩国人有令人见而生畏的干劲。他们的意识我们不容易理解，但做厂斗辛苦要斗得过他们不容易，何况朝鲜的工资比中国的低很多。我们没有理由不希望朝鲜能把经济搞起来。

(五)我反对在政治压力下人民币升值是跟美国及西欧等先进之邦的竞争没有关系的：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还是那些所谓发展中国家。成功地迫使人民币升值，美国的投资者不会那样傻，在那里设厂产出玩具之类的物品，因为美国的进口商会改从印度、越南等多个工资比中国低的地区找货源。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位时就清楚明白这一点。实际上，先进之邦采取任何保护政策也不会带来他们今天放弃了的工业的复兴，因为保护既可来也可去，只有愚蠢的投资者会下注于可能是短暂性的保护。

我知道一些北京朋友认为，中国的工业要开始转型：腾笼换鸟是也。我同意中国的工业要朝着科技的向上攀爬，让劳动力密集的产品转给后起的国家造。这方面，中国要学香港当年：工业转型由市场处理。由政府出手强迫这转型肯定不对。君不见，几年前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东莞，因为人民币升值及新劳动法的引进，今天变得一片萧条。工业向科技转型不能没有下层的劳力血汗支持着，市场懂得怎样把这些血汗逐步淘汰，无论是历史的经验或理论的解释，都不支持北京的朋友对工业转型的看法。

(六)罗姆尼说他会提升中国货的进口税——昨天欧洲某国的发言人也说会这样考虑。如果美国提升中国货的进口税，我会反对中国报复、回敬。但北京的朋友不会像老人家那样想，多半会回敬。这样做是灾难：三十年代的举世经济大萧条就出现了这种“礼尚往来”，使举世的外贸下降了百分之六十，该萧条因而延长到二战。

作为经济学者，我想不出理由反对的，是中、美双方一起撤销所有进出口的关税。这对双方都有利，而纵观今天双方的关税结构，这撤销对美国之利会高于对中国之利。跟先进之邦相比，目前中国的国产汽车的质量太不成话。撤销汽车关税会给一些中国车厂带来大麻烦。汽车进口税昔日是否鼓励了中国的汽车工业，见仁见智，但今天看，此税也，显然是保护着劣质汽车的产出。让“大麻烦”迫使国产汽车大幅提升质量吧。我不相信炎黄子孙会是那样没出息，应付不了。

(七)罗姆尼提到中国的另一项骗术：盗用科技，应该包括盗用名牌吧。说中国多产冒牌货是对的，但对被盗者的祸害可不是那么大。我解释过，手袋与手表之类的冒牌货明显地对被盗者有利，因为前者给后者大卖广告。CD、DVD等盗用显然对被盗者不利，但要杜绝很困难，虽然近几年CD的盗版货大幅下降了。有关当局不是没有执行压制，而是压制不了。盗用苹果、三星等电子产品在内地市场之价约真货的五分之一，但不敢连招牌也盗，且质量差很多，问津者少。

这里最严重的问题，是工商业一般要用的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商业秘密法律很难保护，在美国本土也难，主要是靠秘密的拥有者自己保护。有注册的发明专利呢？租用合约在中国不容易监管。然而，外资跑到中国来设厂产出，专利的保护——通常包括商业秘密的保护——大致上是解决了。不要忘记，发明专利的保护最长只有十七年，加上中国的劳动力相宜、地区政府对外资百般迁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外资跑到中国来。中国也应该万分感激，因为外资协助了中国的急速发展。

(八)一九九一年苏联瓦解，是年十二月在斯德哥尔摩我对弗里德曼说，地球将增加十至二十亿廉价劳动人口参与国际产出竞争，此前的落后之邦一起开放改革使然也。我说在这个必会来临的局限大转变下，先进的国家还继续大搞福利经济、最低工资、工会约束等，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弗老当时同意我提出的颇为详尽的分析，但他认为经济学说的比较优势定理不可能错，在资源使用的调整后廉价劳力的供应大幅提升会对先进之邦有利。弗老可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这调整会是那样的困难。事实上，二十一年过去，我推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暴升没有错，但先进之邦需要的调整不仅顽固，而且抗拒这局限转变的不利约束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今天纵观天下大势，人口不多而地大物博的国家可以大搞福利经济。像澳洲、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只出售矿物给中国及其他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就足以为生计矣。中东的不幸，不仅因为石油很值钱，而且在地理上过于集中，也不容易找到替代物品，惹来的麻烦无数。

美国呢？虽然人杰地灵，但三亿人口不算少，而头痛的是知识及财富的分配跟着种族走。知识不均与财富不均是不少国家都有的现象，美国的困难是这些不均与种族的不同挂上了钩。种族歧视于是普及。这种歧视对市场运作的不良影响远比五十多年前贝克尔分析的来得严重。今天在上文提到的世界局限大转变下，种族歧视的存在大幅地增加了调整的困难。

美国有关当局善待被歧视的可敬，但歧视的问题驱之不去。我同情经济学大师卢卡斯说的：四年前他投奥巴马一票，是希望奥氏能一口气把种族歧视吹散了——可惜办不到。我认为罗姆尼提出的要人民币升值，要重抽中国货的进口税，解决不了卢卡斯关心的问题。

(九)大约七年前，在上海一间酒吧内我遇到一个美国黑人。倾谈中他说中国是他到过的唯一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这观点是对的，而没有种族歧视减少了很多经济发展可能遇到的麻烦。经济学者历来低估了种族歧视带来的困扰。

中国没有种族歧视，也没有宗教歧视，有的是先敬罗衣后敬人——也属歧视。先敬罗衣举世皆然，但跟美国相比中国来得远为夸张。这样的不幸主要是源于教育出现了问题：学问修养不足，钱就变得格外重要了。是的，开放改革三十多年，北京的朋友对教育的处理——尤其是大学的处理——使我失望。这方面我曾经痛下批评，不好再说。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举世哗然，但老实说，从潜力的角度衡量，今天老外见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矣。这样说，因为从天生的脑子资源看，炎黄子孙由上苍赐予的脑子不仅属上乘，而且无数。外国的专家多次说中国孩子的智商了不起，而这些年我遍游神州，遇到的小孩子与青少年一律聪明，令人见而生畏。可惜他们没有良好教育的机会。

如果北京能大事改进教育制度，那么凭着上苍赐予的基因与传统的文化，假以时日，在国际的相对上，中国有机会回复到汉、唐期间的优势。这样才够精彩，才够过瘾，才对人类作出有意思有品味的贡献。天天算着国民收入的增长，或外资的引进，或外贸的数字，等等，不是很有点俗不可耐，很有点无聊吗。

(财经网)

一口气写完了《科斯定律与租值消散》，共九节，约三万七千字，累了，要转换话题三几期，让脑子憩息一下。那九节是有重量的学术文字，从四十年前美国的学报水平看，足以为九篇独立的引首文章。当年自己可没有这样的本领，今天是发挥着累积了三十年的观察与思想，动起笔来如长江大河，所到之处不见古人也。老了，记忆力退化，易累，拿起笔不到两个小时就要休息。

朋友要我到重庆跟市长黄奇帆倾谈一下有好些日子了，可惜不是市长忙就是我忙，安排不易。他日理万机，比我重要。最近市长说找到空隙，而我又刚写好了那第九节。也不容易：我的孙子孙女要大驾光临，比玉皇大帝重要。盘算良久，只能在八月二十九日飞重庆，住一个晚上离开。

市长是二十九日深夜从北京飞回重庆的，睡不到几个小时，三十日早上九时带我参观他的称意项目，至下午一时分手，途中他不断解释四个小时。主要是他说，我听。其实我心里有好些问题，但实在累：二十九日晚朋友带我到一处吃火锅，要爬山上去，不是汽车不能到，而是驾车的仁兄不知有车路。此爬也，使我想到王石五十二岁时攀登珠峯。让市长多说是明智的选择：他比我年轻十六岁，让赛不可以让那么多。王石呢？他从珠峯回归后我用狂草写给他八个字：山不在高，到顶则名！

黄奇帆以经济实践的本领知名神州，用不着我介绍了。我曾经写过，这个人思想细致紧密，组织力强，对数据的掌握有系统。他的经济发展策略跟我认识的一些其他地区的干部的构思相近，胜出的地方有三点。其一，奇帆兄的构思比较有系统，也比较清晰。其二是他做出来的有大气。其三最重要：遇到难题他能想出解决的妙方。有人说北京对重庆格外通融，可能对，但说实话，重庆不是一个容易搞起经济的地方。今天，大体来说，重庆的经济是搞起来了。还未成定局，我们还要走着看。

政府策划与市场运作可以互辅

先说一件事。有些朋友说这些日子重庆的经济发展是向左走，要回复到漠视市场的计划经济那些旧日子去。这说法不对。我曾经是美国两家高举自由经济的少林寺的学徒，整个二十世纪高举自由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全都认识，对他们的思想瞭如指掌。他们不是反对政府策划，而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甚至取代市场可以做得比政府有效率的事。

我比前辈市场大师胜出的地方，是跟踪了中国的改革发展三十多年，即是比他们多见了一个世界。这是胜出很多。弗里德曼和我的交情是哥哥与弟弟之交，认为我的经济学自成一家，永远维护。他知道我不反对国“有”，但认为国“营”无效率；他也知道我不计较是国企还是私企，认为要点是国企的股权大部分要卖出去，好叫股民有权把股价沽得七零八落。我不反对好些项目由政府策划甚至动工，认为某些事项政府处理可以节省交易费用，但到了某一点政府要交出去给市场。在分析县际竞争的制度中，我指出干部们是在做生意，很懂得哪些项目要给市场处理，而一个政府项目发展到哪一点政府要脱手他们很清楚。不要忘记，中国改革之初所有土地是国家拥有的，政府要把使用权交出去，怎可以不预先策划呢？困难是一些庞大项目，例如兴建机场、三峡工程、高速铁路、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等，是脱离了县际或地区竞争的范畴，需要由北京上头主导，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从无到有的财富累积

回顾改革发展之初，中国有的是些什么呢？一是土地(包括地下不足以炫耀的矿物)，二是人力(包括不少大可炫耀的聪明人)。除了这些中国一穷二白——绝对是，穷得今天的年轻同学无法想象。在这样的局限下，中国怎样搞出今天举世哗然的经济奇迹呢？重要的制度改革不论，答案是中国提供土地与劳力，引进资金与科技知识，从而搞起土地与劳力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的上升带来土地与劳力的价值上升，而这些价值的上升就是财富累积的上升了。

看似简单，这发展没有政府的主导难以成事。有三方面。其一是土地的征用或地役权的执行需要政府出手。土地的所有权在国家手上大幅地增加了方便。如果土地的征用要通过西方的eminent domain的法律程序，只征用一小块要三几年，庞大的项目十多年也不一定有结果。

其二是抛砖引玉，即是以土地购买外部效应。我曾经提及美国加州南部一所大学分校，由一个私人地主免费提供庞大的上佳土地，加大分校建成后，该地主因为大学的存在，他还拥有的在邻近的土地之价急升，发了达。这种私人从事的抛砖引玉是个别性的，很少见到。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廉价或免费提供土地，希望引进外部效应的行为常见，而在过程中不少土地因为抛了出去，变作私人财产。这里要注意。抛砖引玉不一定容易。政府廉价或免费把土地送出去，能换取可观的增值税收是很不错的成绩，但能否带起其他地价则还有问号。抛出去的土地是砖头，劳力与其他土地的升值要高于砖头的成本才算是玉。从这些年中国发展的整体看，引来的玉相当可观，也即是说财富的累积相当可观了。

其三是政府可以协助减低生产的成本。这样说，传统的经济分析不会同意，因为减低成本历来是企业家的操作，政府的“干预”一般只会提升生产成本。问题是，在真实世界有不少不同企业可以共同减低成本的设施，因为企业之间的洽商(交易)费用过高而办不到，但政府可以。

重庆电子工业发展的实例

写到这里我要先说黄奇帆向我详加解释的重庆的电子产品行业的迅速发展。选择电子工业可不是黄市长的发明：我调查过的工业地区没有一处的领导人不梦寐以求地希望引进这项所谓无烟工业，但谈何容易哉？三年前你敢打赌这个到处皆山、雾多盛产美人、离海岸遥远、曾经是恐龙喜欢聚居的重庆，会把电子工业搞起来吗？三年前黄奇帆打这个赌，今天重庆的电子产品，以件数算，占地球的五分之一。市长说再过两年这件数产量会达地球的三分之一。

目前看，电子工业是在重庆发展起来了。我认为还要多看几年才作得准。当然要抛砖引玉，而在砖头中的工人宿舍、康乐设施等皆搞得有声有色。但最重要还是政府协助减低生产与销售成本。主要是两点。其一是打通了古时的丝绸之路：火车开到到欧洲去，由北京跟多个国家达成协议，车过之处用不着逐国清关。从中国沿海船运到欧洲三十三天，从重庆火车走新丝绸之路十四天，节省了十九天，货物所值的利息节省市长算得详细。其二是重庆一口气引进了六百多家电子产品的零件制造商。魄力如斯，老人家壮年之际恐怕斗不过。

现在让我转到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财富累积(capital accumulation)。这话题传统经济学的处理一律失败。两年前我推出的“仓库理论”是重要的突破。我指出，如果财富累积的一般理论不包括着一些本身毫无产出收入的“仓库”——例如收藏品——不可能找到理论上的均衡。土地与人的脑子也是财富累积的仓库，但有产出的收入，其市值为何财富所值也为何，是由收入的预期以利率折现决定的。不是那么容易：凡是牵涉到“预期”经济学都头痛。

土地价值起自何因

让我先从土地财富那方面说重庆。重庆人口三千三百万，土地面积是香港(包括离岛)的八十倍。高低不平的山地多，但一般可以用。山地不宜用于农业或工业，但住宅用途有其优胜之处：虽然开发的费用比较高，但景观可取，加上有两江相接，重庆是不乏有美景的楼宇的。

先假设土地一律平坦，无限多，地点优势一样，全部私人拥有，随意兴建。这样，土地因为无限多其价值是零，建筑物之价只反映着建筑成本。但如果地主们通过市场的指引联手策划，或政府策划整体设计，原则上无限的相同土地会有价。这是因为聚居的安排可以节省多种费用。有两点要注意。一、能达到总值最高的土地使用策划，土地要空置着很大的一部分作为公园、畜牧等用途——土地的总值因而可能与需求弹性系数无关。二、土地的价值提升，初时会导致人力资产之价上升，但到某一点会减低人力或脑子资产的价值。社会要争取财富累积的极大化，是要考虑所有资产的总值的。当然不容易，但在边际上的这里要加那里要减，跟内地的干部朋友倾谈中感觉他们考虑到——为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需要这样做。

如果土地高低不平，地点的比较优势变化多，那么李嘉图的级差租值思维用得着。即是说，土地无限，优劣有别的分析跟土地有限的差不多，只是略为复杂。跟这里有关的问题是：土地优劣有别，靠通过市场的处理策划交易费用会比较高，而在经济发展迅速的情况下，市场的处理容易出现混乱的秩序。我们可从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工业区发展作比较。前者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发展得快；后者起于九十年代初期，发展得更快。但后者因为县际竞争制度开始形成，由地方政府策划，远为有秩序，效果是不仅园地远为可观，引来的名牌外资无数，地价也高出不少。以土地所值衡量财富累积，长三角胜。

重庆房地产的急速发展，大约起于二○○二年。约六年后就满是高楼大厦。二○○九年我认为那里的楼价很相宜，但今天从几个朋友的经验看，三年来重庆的楼价大约升了一倍。可能是比较夸张的个别例子，但打个五折也上升了百分之五十。是的，今天在重庆，一幅上佳的大地盘招标，动不动数十亿人民币。比起香港或上海等地当然不怎么样，但恐龙老兄地下有知应该笑出声来。数十亿可以建造六条跨江大桥，不能不说是很好用了。

重庆的地价上升是反映着财富累积的上升，无疑是抛砖引玉的结果，虽然我们无从估计上文提到的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帮助了多少，从时间上的吻合看肯定有助。

财富聚散要慎重处理

这里我们要关心的是老生常谈的财富既可速来也可急散。房地产之价暴跌不是罕有的现象。因为借贷急升导致房地产之价急升，然后暴跌，是灾难性的麻烦。这情况二十五年前在日本出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日本也不能翻身；四年前在美国出现，到今天也不能翻身。其中道理不是浅学问，这里不谈了。我认为目前的中国不用担心这样的情况。

我不认为重庆的楼价会大跌，但认为这机会不是零——市场发神经非罕有，而大跌不需要发神经。黄市长显然对楼价的变动很敏感。他满肚数字，满脑计谋，以自己想出来的各种数字比率衡量着楼价。然而，市场牵涉到多种不同的预期，看着各种数字比率比不看好，但因为预期的变动难以捉摸，数字的规律指引常有问号。

我自己对重庆楼价的兴趣，是忽然的──忽然想到重庆的例子填补了一个我想了多年的关于财富累积的理论难题。是这样的。十年来重庆的高楼大厦建造得多而快，而随意的观察，今天那里的楼房的空置率相当高。有高的空置率，楼价下跌起来会较为大幅及较快，因为持着空置楼房的业主比没有空置的倾向于出售，而出售空置的会较为方便。重要而又有趣的问题来了。楼房空置率上升有两个相反的含意。其一是经济不景，楼房空置是资产的失业。其二是经济前景大好，市场的需求预期促成未雨绸缪，空置因而出现。后者好比上海浦东几年前，商业楼宇的空置与楼价一起急升。是的，没有可观的楼房空置，双位数字的经济增长近于不可能，我们因而要让楼市走快一步作供应的准备。

复杂的问题出现了。楼房不是什么收藏品，其价要靠租金的收入或业主自用的租值。如果租金或租值永远是零，楼价会是零。但这租金或租值是预期的，楼价于是成为市场预期的年金租值(anticipated annuity)除以市场利率。这是天才费雪提出的，用诸四海而皆准。困难是这预期不仅难以估计，且往往容易变动──可以在一夕之间变动。

把预期的复杂性提升吧。今天我购买楼房，预期空置三年，三年后才用。今天算年金收入是以三年后的预期租值算出来的(方程式本科同学应该知道)。这年金收入的折现高于楼价，我会考虑今天购买。购买了，三年过去，我的计划有变，决定再等三年。这样，过去三年的利息或租值的损失是历史支出，不是成本，这三年的租值输清光不会影响我对前景的看法，因而不会影响楼市之价。换言之，昨日之日不可留，预期只限于向前看。

但情况可以倒转过来。今天我购入楼房，搬了进去自己用，认为年金收入的折现可取。但过了几天我的预期改变了，认为一年后楼价会较低，我可能考虑今天先卖出去，租用其他的。

重庆的楼宇建造得快，经济发展得快，市场的预期变动带来的效果可以很夸张。经济学者是没有什么可以教黄市长的。我只能说政府提供的讯息要中肯，大好形势要淡然处之。这不困难。困难是市场的波动难以掌握。政府只能希望市场对楼市的预期持续地向上——不要夸张地向上，但要向上。这是因为一旦市场对楼市向下看，发展商与投资者皆会采取防守策略，多种麻烦会出现——交易费用的存在使然也。

本文写得太长了。可幸《信报》加了价，用不着留那么多的广告版面给他们。意犹未尽，我可能多写一篇，把重庆与成都相提并论。

原文刊载于搜狐博客，标题：《从黄奇帆的发展思维说中国的财富累积》

(五常按：本文略作修改后，会放进《制度的选择》中还未动笔的第四章《佃农分成与中国制度》，作为附录。已出版的《收入与成本》的第四章《财富累积的仓库理论》重要，较弱的部分今天被本文加强了。财富累积历来是经济学的大悬案，鲁宾逊夫人与弗里德曼在这话题上的分析艰深难明，老人家提出的从“以物为本”入手，简单得多，清楚得多。

弗里德曼曾经对我说，他的财富累积分析——见他的Price Theory的最后一章——是他平生最称意的理论贡献，我读不懂。鲁宾逊夫人的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一书名满天下，我也读不懂。余不足道。)

如果民主投票没有一个上佳宪法的维护，会带来不少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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