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经邦论道”改革系列讲座第一场成功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带来了题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议程”的讲座。吴敬琏教授回顾了近几年来中国发展的成绩，并指出改革的推进使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造成许多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十八大为“中国向何处去”确定了正确的方向，因此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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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于2013年2月17日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演讲时呼吁，中央应尽快建立体制改革工作班子，开始进行前期研究工作，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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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出现了两大问题：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旧的、原有的增长模式已经不能继续了，旧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持续了。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腐败，腐败蔓延、深入了整个社会机体的每一个部分，而腐败的严重程度又造成了贫富差别的更加拉大。这样不但造成了经济问题，而且有严重的社会问题。”12月26日由吴敬琏、马国川著“《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重启改革议程”首发式在三联书店举行。吴敬琏发言时做出上述表述。

吴敬琏表示，需要重启改革议程是很多人的心声，因为本世纪以来改革出现了停顿，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

吴敬琏说，经济改革方面来说，很多重大的改革到了本世纪初，碰到了旧体制的一些核心的部分，比如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到了母公司一级就停滞不前了，因为它触及到某些既得利益的核心部分。在改革停顿以后，它就发生一些更加严重的问题，正是由于改革的停顿，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和腐败的问题，以及它们带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都会愈演愈烈。

吴敬琏认为20世纪末期宣布建立的这个体制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有很重的旧体制的遗产，它的主要表现就是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仍然广泛的存在，另外一个就是国有经济仍然处于主导的地位。这样的缺陷造成了后面的问题，就是当时的这些设计并没有完全贯彻，改革大关没有过。

以下为吴敬琏发言全文：

“重启改革议程”这个说法不是我最先提出来的，《财经》杂志在发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的时候，编者案里就有“重启改革议程”这么一句话，这是《财经》杂志第三次用“重启改革议程”发表文章。这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需要重启改革议程。当然到现在恐怕这个说法还是有不同意见，有人说为什么要重启呢？我们同意这种说法，是因为我们确实认为本世纪以来改革出现了停顿，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所以需要重启。我们同意这个提法，支持这个提法。

我们同意这个提法、支持这个提法是经过深入的思考的结果，所以这本书不是一本定调的书，而是一本研究、思考的著作，就是想把我们对于中国现实的观察、对于中国出路何在的一些思考，用这本书的形式提供给读者们，提供给社会各界，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来进行思考。

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很长，从2010年的5月开始，接受了三联书店樊希安同志和贾宝兰的一些建议，希望我把这些年的一些思考整理出来，所以我跟马国川合作，开始写作这本书。一直到今年的10月交稿，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不断地研究、不断地讨论、不断地修改，写成这本书。

因为这两年多的过程正好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争论激烈进行的过程，所以，也可以说这本书的写作，是我们参加了一个全民的大讨论，中国到底要往什么方向走。我们在写作的过程里边，回顾了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对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做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找出了矛盾所在，提出了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是什么，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所以它是一个提供来参加讨论的书。

中国这些年来，面对着两个大的问题。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旧的、原有的增长模式已经不能继续了，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旧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方式，它不能持续了。从最简单的资源的衰竭、环境的破坏，一直到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衡，劳动群众不能享受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和收入差别的拉大，等一系列问题。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腐败，腐败蔓延、深入了整个社会机体的每一个部分，而腐败的严重程度又造成了贫富差别的更加拉大。这样不但造成了经济问题，而且有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就针对这些问题，它的由来，做了探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原因是因为在我们上个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体制，本身就存在很多严重的缺陷，改革并没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且不说政治改革在90年代以后就不再提起了，就是经济改革方面来说，很多重大的改革到了本世纪初，碰到了旧体制的一些核心的部分，比如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到了母公司一级就停滞不前了，因为它触及到某些既得利益的核心部分。在改革停顿以后，它就发生一些更加严重的问题，正是由于改革的停顿，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和腐败的问题，以及它们带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都会愈演愈烈。

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之下，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顶层设计”。如果说在本世纪以前，20世纪，原来既定方向的，比如市场经济改革、法制化的改革等等，它受到了阻力，放慢了，甚至倒退了。那么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认为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这个改革方向是错的，那么应该走什么方向呢？这个方向就叫强化政府的力量、强化国家部门，包括国有经济，加强国家对于政府的所谓驾驭，或者叫控制，或者叫掌控。如果用经济学人杂志在今年用的语言来形容，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如果用我们讨论东亚模式的时候用的一个语言，叫做“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来强化政府的力量。开始叫做“北京共识”，后来就叫做“中国模式”了。所谓中国模式，根据权威性的解释，它的特点就是强势政府。强势政府的优势在哪里？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它的表现是什么？一个表现就是所谓“高铁奇迹”，一个表现叫“北京奥运”，一个表现是某些地方，比如重庆连续若干年的GDP平均增长14%以上，这种观点认为这是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发展道路。

一直到了去年早期，这种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向相背离、相对立的顶层设计可能到了最高峰。但是，到后来的事态变化就越来越暴露所谓以强势政府为中心的中国模式，其实它的长期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逐渐的暴露出来。当然加上我们各界有识之士奋力捍卫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改革是必然的发展方向，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令人很高兴的就是，从中共十八次代表大会看来，看来在这两种不同的方向、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中，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当然从来都是这样，特别是外人或者是不愿意仔细阅读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的文件的人来说，不大看得出来，或者不能很鲜明的看出来。我没有参加中央政府文件的起草，好像他们有一个习惯，或者陈规吧，只要过去的人说过的话不大错都要重说，所以看起来好像好多话都是原来说过的，但是往往这里面又有几句新话，新话倒是表明了也许可能的一种倾向。比如说“两个毫不动摇”，从十六大提出以后，每次代表大会都有，但是也有点新话，比如十七次代表大会这“两个毫不动摇”后面就加了“两个平等，一个平等保护产权，一个是营造平等竞争的环境”。这次中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中则又有所改变，“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

从这两个月的试探看起来，中国现在这一届新的领导人，确实是试图找到一种方向。但是让我们对它做出一个积极评价的时候，还是要看到做出这样的宣言或者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改什么、怎么改，而且改革的设计能不能够真正的贯彻下去。因为现在所谓特殊既得利益，比起十多年前那次重启改革来说，要强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之下，贯彻还需要大家的努力。

但是能不能贯彻？我想眼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像中央工作会议讲的，要提出一个明确的改革总体方案，规定出它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件事情需要全民的参与，才能做好。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有三次，第一次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决定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接着1985年的全国代表会议，就确定了它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提出在1990年把基本框架建立起来。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方案领导小组，设计了方案。不过到了1987年，就决定了不执行这个方案了。然后就进入了当时有些人把它叫做“勃列日涅夫时代”，就是靠大量的货币发行来支持高速的增长，最后夭折了，1988年的经济风波和1989年严重的通胀，全面抢购，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就结束了。又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停滞时期，大概有三年之久。

第二次经济改革大推进(不包括1980年和1986年邓小平讲的政治改革的内容)，1990年12月邓小平提出搞市场经济，1991年2月在上海再提，一直1992年6月9号江泽民讲话，经过一年的准备，1992年10月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经过了执政党一些领导的酝酿，确定了目标。然后再经过一年多，大量的人参与了讨论工作，在1993年11月通过了整体规划，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50条决定，决定了哪些重点方面进行改革，然后从1994年开始按照这个路线图进行了改革。加上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要调整所有制结构，这中间核心的内容就是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的调整。在20世纪末期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基础。正是这一次改革，奠定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基础。但是20世纪末期宣布建立的这个体制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有很重的旧体制的遗产，它的主要表现就是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仍然广泛的存在，另外一个就是国有经济仍然处于主导的地位。这样的缺陷造成了后面的问题，就是当时的这些设计并没有完全贯彻，大关没有过。

现在下一步要开步走，这只是说我们发了一个进军的命令，但是往哪里进、怎么进，而且要把这样一些设计、这样的路线图的时间表能够贯彻下去，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

这本书的出版正好碰到了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这么重要的决定，当然是个喜事。那是不是这本书的任务就完成了呢？我想不是，因为我们在规划下一步的改革和执行下一步的改革，都会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很多东西。希望真正把重启改革真正进行到底的过程中把我们的一些思考，能够提供给大家参考，我们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谢谢！

国际金融论坛(IFF)2012全球年会11月17日上午在北京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世界经济格局变迁与全球金融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会上作了精彩演讲。

以下是部分文字实录：

吴敬琏：

谢谢戴行长。原来我准备了一个20分钟的发言，现在可能可以稍微宽裕一点。我今天讲一个题目是在世界经济变迁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我们会议的主题是讲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我就中国在这个变迁中遇到些什么问题，我们希望他向哪一个方向变迁，而且作一个预测。

我先讲一讲我对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旧的格局的理解。当然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意见的。在上世纪大概60年代以后，逐渐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消费主义和高福利政策的影响之下，许多发达国家储蓄率是不断地降低，所以，储蓄对于投资的缺口就变得越来越大。我们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就利用了这种形势，促进自身的发展。利用这种形势，应该说带头的是日本，日本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执行了一种出口导向的政策。用进出口，去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因为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一直都是采取了用大量的投资去促进增长这样一种增长的模式。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投资率不断地提高，而消费率不断地降低。在消费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就会形成国内的消费最终需求不足。

出口导向政策有人把它叫做新重商主义的政策，就用各种各样的政策来保持出口的大幅度的增长。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不断增长的进出口。这个不断增长的进出口就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就能够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在实质上，是把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储蓄对于投资的结余的一部分用进出口的方式让渡给发达国家。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就是两类国家，它的储蓄对投资的失衡正好是相反的，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储蓄对投资有很大的缺口，而对于东亚国家来说，储蓄对投资有很大的结余。这样两个正好相反的，就像镜子里照相一样，正好相反的两组经济互相之间就形成一个互补的关系。这种互补关系对于我们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来说，在相当长时期里面变成了推动这些国家经济崛起的最重要的力量。

但是，这种格局是不能持续的。首先是在东亚国家和地区，陆续地从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开始，一个一个地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比较典型的就是日本和我们的台湾省。因为这种成功的执行了出口导向政策，它在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外汇结余大量地增加。外汇结余大量增加，为了维持本国货币的低估，中央银行就要不断地借助外汇市场收购外汇，保持本国货币的低汇率。于是就引起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的大量增加和流动性的过分地增长。它就引起了首先是资产泡沫的形成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当资产泡沫破灭以后，就出现了危机，比如日本在1990年出现的资产市场崩溃，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能够得到恢复。我国的台湾省、韩国等等，都是重复了这样的故事。

到了21世纪初，中国也感到了这个问题的压力。资产市场的泡沫形成，摇摇欲坠。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所以，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来说，这种局面已经不能维持了。在中国，我们大致上在2003年、2004年就开始讨论。在2005年，我们就开始了外汇的改革。现在看来，虽然从外汇改革进行的状况看，还是进行的比较平稳，我个人的估计，在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的汇率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大致上，我们现在的汇率水平是在均衡点附近。当然，这个不能完全取决于中国，也和其他国家采取的政策有关。更加使得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维持这种格局也是不可能了。这个镜像互补，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像东亚这样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新兴的工业国来说，它造成的结果是货币超发，是资产市场不正常，泡沫化，泡沫的崩溃就引起了经济危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的结果在形式上也很相象。

就我的理解，维持这个旧的格局造成的结果就是资产负债表的高杠杆化，过度的负债。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因为它是一个国际储备货币，它的货币的超量发行能够为世界各国国际经济所吸收、所承担。对于欧洲来说，那么就是表现为高负债。其实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有的经济学者把它说成是一个资产负债表危机，我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格局不能维持，就使得在我们对应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它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从短期来看，需要增加流动性，但是，从长期来看，是要去杠杆化。这两个短期的和长期的目标之间是有矛盾的，于是就使得我们全球来对应金融危机的过程变得很艰难，会有很多起伏。

在中国来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中国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从短期来说，它需要增加流动性，可是这是个短期的对应方式，应该说我们中国的宏观当局，包括我们的中央银行和我们的财政部门，用短期政策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应该说不打一百分，我看也可以打八九十分。但是，这个短期的应对不能够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根本性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它的问题是增长模式存在着问题，就是说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从1953年，从苏联引进了它的一种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用大规模的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投资带动经济的增长。它就会造成一个问题，我们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直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投资率不断地提高。可能是现在我们的投资率接近于50%，这样的水平是世界所没有的。它就会造成消费的不足，最终需求的不足。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仍然保持了高速度增长，没有发生很大的问题，原因是因为我们用了出口导向，这样的政策很成功，它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

但是，到了21世纪初期，我们已经认识到、感觉到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早在1995年就提出来要改变这种增长的模式，要从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1995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如果不能够在我们的增长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增长的贡献，那么，这个长期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特别是碰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提高了储蓄率，降低了印钞的水平的时候，高速度增长就不能维持了。所以，它就会碰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当出口的需求、进出口的需求降低，怎么才能够维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呢？他如果不能提高效率，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继续提高投资率，那么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不断地提高投资率，消费率是不断地降低，需求就变得不足。需求不足解决的办法是增加投资，增加投资的结果是使得最终需求更加不足。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中国从长期来看，急需要改变这个增长的模式，要提高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这才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合理的、合适的增长水平。

我对于到底是10%、8%，还是7%的增长率，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增长中哪一种因素的贡献更大。如果我们能够提高效率，对于增长的贡献的话，即使GDP增长速度低一些，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增长模式的改变虽然从1995年就正式列入了计划，可是，进展缓慢。

从1995年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列入我们的五年计划，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但是进展缓慢。我们是不断地总结为什么进展缓慢。1995年制定的“九五”计划，就是从1996年到2000年的计划，就决定了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其中一个就是增长模式的转变。“九五”计划因为是在一个大改革的背景下实现的，所以，应该说，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时提了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方式，另外一个根本转变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因为这两个转变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应该说，“九五”计划执行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经济效率有所提高。

但是，在“十五”计划好象情况发生了逆转。“十五”计划，应该说开头开得很好，就是本世纪初，城市化加速了，但是城市化加速应该说对于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是起着很大的积极作用。

在城市化加速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手里都掌握了一个很大的资源，这个资源就是土地。大量的土地资源，各级政府去征购的时候，从农民那里征购的时候，是按照农业生产的成果计价的。而在城市的土地出售的时候，又是按照城市的土地出售的。于是各级政府手里掌握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资源。用这个资源、用土地和土地抵押来的贷款，据说有几十万亿的投入，去发展那些产值大的，一般说来就是重化工业。所以，“十五”计划就发生了问题。

所以，“十一五”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主线。对于如何来解决体制上的问题，最近几年来有很大的争论，基本上是两种方向。一种方向是要强化政府对于整个经济的管控，或者就是要加强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就是前一个时候说的比较多的所谓中国模式，支持中国模式的人们往往说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因为有一个强势的政府，所以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才会有北京奥运、高铁奇迹和有一些地方。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要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看来，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个争论应该说作出了结论。就是我们要坚持7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来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路线，而且要进一步提高。所以，刚才我们戴行长和成思危先生都讲到，十八大作出的坚持改革开放的结论。

所谓坚持改革开放，它的方向是什么呢？代表大会说的很清楚，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各项制度，以便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加快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这句话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里面的话，从哪里转到哪里呢？实际上就是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一种发展方式。现在各方面正在热烈地讨论怎么来进一步实现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这个目标。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从“十二五”以来，特别在我们的学术界有了很多的讨论。

现在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能够认真地、坚决地克服各种障碍，执行下去，我们经济的面貌很快会改观。中国面貌的改观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改观，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最重大的意义就是中国会从一个提供制成品的所谓世界工厂、出口大国变成一个世界上也许数一数二的消费市场，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也许这就是我们能够为世界作出的贡献。所以，实现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宏伟目标，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是巨大的福音。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核心提示：1991年从10月17日到12月14日，一共开了11次经济学家座谈会。与会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发言中反驳了当时的倒车论调，强调了改革的市场方向。

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二十周年之际，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中国经济也在新的高度上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口，从20年前的历史转变汲取经验和力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20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扭转了曾经喧嚣一时的回到“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为主”的错误方向，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在我国的改革征途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按照十四大确定的目标所进行的改革，努力开辟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

“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是来之不易的，在以后的岁月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改革，更是历尽艰难曲折。”吴敬琏表示，“回顾二十多年前，确立改革目标和推进实际改革过程中决策层和产学各界共同研讨和互动的情况，对于我们重启改革议程，实现中国改革的再出发十分有益。”

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一目标制定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50条”)，然后从1994年起开始了经济体制的系统改革。再经过1997年中共十五大开启的“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改革，在20世纪末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

不过，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的经济体制仍然背负着命令经济的沉重遗产。这种情况的延续下来，就形成了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经济”的过渡性体制格局。这种过渡性体制正阻碍着中国的技术创新，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他解释，一方面，由于政府具有主导资源配置的能力，导致以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产生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腐败蔓延难以制止。

这种“半市场、半统制经济”的体制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一种前途是深化改革，建立法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在规则基础上运行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前途是强化政府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管控，使中国经济堕入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有的作者也使用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用语，但是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所谓“政府掌控驾驭下的市场经济”。市场交换是自主和自由的交换，“政府掌控驾驭下的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吗？吴敬琏认为，“如果政府在市场之上起资源流向的最终决定作用，那也就无所谓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无所谓市场经济体制了。”

下一步该怎么走 ？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还是沿着强化政府行政干预作用的统制道路前行？吴敬琏认为，只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捅破市场经济这层纸很不容易

《21世纪》：粉碎“四人帮”以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改革目标，实际意义是什么？

吴敬琏：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前，对于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官方有两种正式的说法：一个是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另一个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实，一些经济学家1987年已经意识到， “商品经济”概念不那么准确，没有反映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本质特征。所以，在中共十三大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就在小组会讨论时提出 “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的建议。十三大以后，广东一些经济学家组织了6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研讨会”，主张采用“市场经济”概念。

但是，这种意见并没有成为共识。十三大报告采用的提法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龚育之说这“离确认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是，只隔一层纸了，但终归还“隔着一层纸”，而且捅破这层纸非常不容易。

《21世纪》：当时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似乎并没有继续下去？

吴敬琏：1989年夏季出现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后，有些人把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转变为 “姓社姓资”的政治问题，把经济理论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他们运用比80年代初期批判“商品经济论”时更加“上纲上线”的论据和语言，断定“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而“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于是“市场化”被说成“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这种大规模批判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很大的混乱，使他们无所适从。

1990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织的一次讨论经济形势的会议上，薛暮桥等少数几位经济学家提出，要继续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是，他们不敌“计划取向论”者人多势众，没能动摇“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主流提法。

1991年中央召开11次座谈会是大讨论的高潮

《21世纪》：在“计划取向论”政治上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中共十四大的转机是怎样出现的呢？

吴敬琏：据我观察，转机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使“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形势暴露得十分清楚；另一方面是由于邓小平讲话。在邓小平1990年12月到1992年2月多次讲话的鼓舞下，主张改革的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做了认真的努力。

现在我们都可以在《邓小平文选》里看到，从1990年末到1991年初这段时间，邓小平两次发表关于市场经济的重要谈话。

一次是1990年12月24日，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开会前夕，邓小平在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另一次是1991年1月至2月间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的谈话。邓小平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21世纪》：当时很多人知道，上海《解放日报》从1991年3月开始，以“皇甫平”的笔名陆续发表原《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等人根据邓小平后一次讲话精神写的四篇文章。但在文章发表后却遭到围攻。当时的实际形势是怎么样的？

吴敬琏：在当时，一方面，“计划取向论”者的确可以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还拥有的权力压制正确意见。另一方面，在领导层里还有不少人是拥护邓小平的改革主张的。

例如，朱镕基1991年4、5月间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在我去看望他的时候，向他反映了经济学界对主流媒体批判皇甫平的不同意见。他当时明确告诉我：皇甫平文章的基本内容，都是邓小平春节时对他本人讲的。“现在有人要批判。他们要批判到哪里去？！”临别时，朱镕基要我整理一份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历史的材料。后来，这份材料也转到了江泽民总书记那里。他也约我讨论过争论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21世纪》：在您的论文集《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有一篇是您在中共中央领导1992年下半年召集的座谈会上的三次发言。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座谈会的情况？

吴敬琏：在1991年秋冬，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和经济学家一起讨论三个问题：一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二是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三是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10月17日到12月14日，一共开了11次会。这是1989年以来大讨论的高潮。其中，第三个问题花的时间最多，座谈会开了5次。正是在这5次会上，与会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张卓元、杨启先、傅丰祥、林毅夫、周小川、郭树清、陈东琪等都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反驳了当时的倒车论调，强调了改革的市场方向。

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这个系列座谈会有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是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领导人和学者之间互相插话，平等地进行讨论。

第二是讨论的主题，不是简单地提出什么样的政治口号或者改革目标用什么名称这样的表面问题，而是从理论和历史相结合的层面深入探讨体制、机制及其效应问题。像我自己，除了在会上做了《加快改革进度，开辟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发言，还给会议参加者分发了一篇介绍资源配置与计划、市场关系的背景文章《市场机制与资源配置》，为我的政策建议提供理论论证，指明经济改革的实质，是“改变资源配置方式，扩大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周小川在发言中指出，市场经济体制有两项主要功能，这就是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励机制。这些都反映了现代经济学的成果。

致信中央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

《21世纪》：1992年1月到2月间，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视察，直接面对群众发表南方讲话，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采用这种方式回答这个长期争论的难题，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就为科学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政治条件。1992年4月30日，您曾向中央领导提出过一份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建议。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份建议的来龙去脉。

吴敬琏：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提法，是我多年来考虑的一个问题。再加上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和副总理朱镕基来中央工作以后，先后向我了解过关于计划和市场提法演变过程的情况，这更促使我考虑在这方面有所建言。1992年4月初，北京的一些经济学家在香山开会，请上海市的几位同志介绍他们的发展战略设想。我在会上的发言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争论的历史讲起，强调正确的发展战略要以市场体制作为它的制度基础。两位朋友觉得讲得不错，鼓励我把有关的意见向中央领导提出。于是，在李剑阁的帮助下，由我写了这份给中共中央的建议书。

建议书有两部分内容：一是“十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介绍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提法的演变。二是“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希望在中共十四大上， “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的概括”，并提出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个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一个是最低限度的方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理想的方案。后一方案的好处，是能够更加鲜明和准确地表达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

十四大正式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21世纪》：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改革有何意义？

吴敬琏：十四大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共识。重要的是在十四大开会以前做的大量工作。

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十四大“定调讲话”，可以看作是前期研讨的总结。他在这篇讲话中，指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在当时理论界对改革目标提出的几种提法中，他明确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现在重读这篇讲话，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作为政治领导人的江泽民总书记不但比较了几种提法的优缺点，而且对市场体制、市场机制作了经济学的解释。例如，他批评有些人“很少看到市场对激励企业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看不到市场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看不到它对优化资源配置所起的促进作用”；指出“市场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它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把稀缺物资配置到能创造最好效益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带来压力和动力”。

江泽民的讲话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几乎没有什么反对意见。这样，中共十四大就正式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四大决定对市场经济体制给出的科学界定，直到现在看，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现在，有些文章也使用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用语，但是强调“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政府掌控驾驭下的市场经济”。市场交换是自主的和自由的交换，在政府官员掌控驾驭下的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吗？其实十四大决议说得很清楚，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如果政府在市场之上对资源流向起最终决定作用，那也就无所谓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无所谓市场经济体制了。

《21世纪》：随后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吴敬琏：确定目标模式只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奏，重要的是市场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需要通过一套复杂的机制才能实现。因此，在目标模式确定后，接下来就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这项规模宏大、参加人数众多的研究工作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形成了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50条决定》)。这个决定按照整体改革、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包括财税体系、金融体系、外贸体系和外汇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国有经济等子系统的改革，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做了比较细致的安排。从1994年开始，政府按照《50条决定》的规划进行了大的改革。到新世纪之交，初步搭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就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制度条件。

要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21世纪》：世纪之交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只是初步的吧？

吴敬琏：当然是这样。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命令经济旧体制遗产，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体制远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充其量可以叫做“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吧：

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一部分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在很多领域的资源配置中起着支配性作用。比如各级政府往往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再配上信贷资源，来营造GDP的高增长。其次，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制高点，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在涉及这些大型集团时，不论是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部门退出还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步伐都放慢下来，甚至在一些重要行业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第三，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并运用大大小小的行政权力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比如，经济过热以后，一些政府部门往往以“宏观调控”为名，加强了对市场和企业的控制和干预。这些都妨碍了市场机制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其实中共中央是认识到这一点的。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明确指出来，现有体制在许多重大方面“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使之逐步完善起来。

《21世纪》：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执行情况怎样？

吴敬琏：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很好的《决定》。遗憾的是，有些人不把中国经济的茁壮成长归因于改革开放，却把它归因于“强势政府”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超强权力，于是在“半市场、半统制”的体制中，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统制不但没有削弱，相反还不断增强。

这样就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

第一个是，以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旧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

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正式写进了“九五”(1996-2000)计划。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大改革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在“九五”期间上还有所进步。但到了21世纪之初，又开始向旧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回归。2003年以后，各地都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资，要求实现产业的“重型化”，希望用这种方法来支撑GDP的高速度增长。所以增长模式非但没有转过来，甚至还有恶化的情况。

为此，“十一五”(2006-2010)规划就再次规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却发现增长方式仍然没有转过来。在“十二五”规划制定的过程中，这个议题提到了更高的政治高度，指出“转型刻不容缓”的问题。

但是，由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体制性障碍未能得到消除，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一直转不过来，从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诸如资源匮乏、环境破坏，以及宏观经济上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压力剧增，一直到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大众消费不足等社会问题愈演愈烈。

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是，由于政府手里掌握太多太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官员利用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权力寻租的庞大基础。这个庞大制度基础造成了腐败活动的制度性蔓延，导致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新改革共识可以形成

《21世纪》：下一步该怎么改，有没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吴敬琏：我认为，当前形成改革共识的可能性比较高。中国的改革历来都是由环境的压力促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矛盾和困难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在矛盾激化、问题丛生的背景下，关于要不要改的问题，开始在多数人中形成新的改革共识。随着体制弊病和增长方式缺陷导致的严重问题的暴露，今年以来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有利于推动中国改革的前进。

《21世纪》：2011年制定的“十二五”规划指出，“十二五”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是改革，要求“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那么，到底该怎么改？

吴敬琏：正如前面所说，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一个从旧体制转向新体制的过渡性体制。这种过渡性体制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一种前途是深化改革，建立法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在规则基础上运行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前途是强化政府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管控，使中国经济堕入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种过渡性体制是此消彼长，还是此长彼消呢？ 换句话说，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前行，还是沿着强化政府权力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

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倒退是绝无出路的。我认为，只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21世纪》：您刚才提到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也就是说单纯靠经济改革不够的，还必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吴敬琏：政治体制改革包含法治、民主和实施宪政三项基本内容。三者紧密联系，甚至存在一种相互界定关系。所以，这三者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远大目标来说，实施宪政当然是最根本的；但是从实施重点来说，我觉得可以先从法治入手。

现代市场经济与法治密不可分。传统的、早期的市场经济，可以建立在熟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因为熟人之间违约的成本很高。而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非人格化的市场经济，其正常运转则必须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无论是产权的保护，还是合同的履行都是如此。可以说，没有法治，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所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就要大力推进法治，建设法治国家。

建立法治国家，也有一个如何着手，如何实施的问题。在我看来，建立法治国家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全民中树立法治观念；二是完善立法；三是实现司法公正。在这三项中，立法方面要相对较快一些。至于实现司法公正，更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21世纪》：您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有何预期？

吴敬琏：我们期望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建立新的改革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扎实的研究工作，尽快制定出新一轮改革的总体规划，加快全面改革的进程。

(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靠投资拉动经济突出的两个样板，一个样板就是高铁，一个样板是有几个省份超高速的增长存在的问题。

【编者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表示：中国靠投资拉动经济突出的两个样板，一个样板是高铁，一个样板是有几个省份超高速的增长存在的问题。吴敬琏表示，因为中国目前高铁建设用的是超级政企合一的企业，运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建设，结果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用这么多资源普遍进行建设，留下来几万亿的负债，而且铁路主要资源用来建高铁是资源误配。此外，某个省连年GDP增长都达到了14%、15%的水平，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吴敬琏：

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存在很大问题，而根源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问题，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引用了前苏联斯大林的路线即做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发展方式，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大规模投资，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近些年中国的金融系统有了很大的变化，跟国际接轨，机构的设置及某些市场的运营方式都运用了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是因为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改变，旧体系的许多东西在金融体系里仍然有影响，通过金融系统分配资源的功能，保证能够抽取更多的资源来完成国家经济的目标，把攫取型的体制叠加在市场体系上，造成了现在的种种问题，而这种发展方式造成的后果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显。

吴敬琏表示，最近他到一些地方去的时候看到各地地方政府都很着急，希望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否则财政问题、社会福利问题都难以解决，但是目前解决的办法仍然是投资，大规模的投入，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各地为保增长的投资规划达到了17万亿，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他还称，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虽然在现象上跟西方金融体系最终的结果很相似，但是所有的机制都是反过来的，中国的储蓄减投资有大量的剩余，于是用了出口导向政策，用这部分剩余填补发达国家储蓄投资的缺口，但是结果的表现是一样的，也是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以及证券的泡沫。

铁路主要资源用来建高铁是资源误配。吴敬琏在现场举例讲了中国靠投资拉动经济突出的两个样板，一个样板就是高铁，他表示，高铁是需要发展的，在某些企业经济活动比较密集、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建设高速铁路，哪怕是亏损的，也是有利的，因为有外部性作用，比如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对于经济的影响就是重要的。但是因为中国目前高铁建设用的是超级政企合一的企业，运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建设，结果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用这么多资源普遍进行建设，留下来几万亿的负债，另外，交通方面的科学家早就提出这样的问题，铁路现在的短板是在货运，而不是在客运，中国现在把主要资源用来建设高铁，高铁是客运，这是资源的误配。

另外一个样板是有几个省份超高速的增长存在的问题已经相当危险，某个省连年GDP增长都达到了14%、15%的水平，投入越来越多，按照本地GDP的总量来说，去年的投资率大概是89%，今年上半年的投资率则达到了本地生产总值的120%，吴敬琏表示，只要稍微有些经济学素养或者对过去历史有知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针对高铁建设和背后经济增长模式，吴敬琏表示担忧。

吴敬琏说：“现在对付经济下行的主要办法仍然是应用所谓的中国模式优越性，用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大量投入。”他认为，这种做法的消极后果已经越来越明显，最突出的是两个样板，一是高速铁路，二是若干省份不可持续的超高速增长。

最近6年间，高铁建设飞速发展。截至2012年7月底，国内已建成投入运营的高铁共有21条，总里程达6894公里。

吴敬琏强调，把主要资源放在高铁建设上，是资源误配。他表示，在企业经济和人口活动密集的地区建设高速铁路，哪怕是亏损，也是有利的。可是铁道部这一“超级政企合一企业”，运用了国家力量来进行建设，造成了许多问题，“比如交通方面科学家早就提出，铁路现在的短板是货运，而不是在客运。咱们把主要资源用来建设高铁，高铁是客运，这是资源误配。”吴敬琏解释。（选自吴敬琏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讲话，有删节。）

中国欲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最近三年来，这是《财经》杂志第三次刊发经济学家呼吁“重启改革议程”的文章。

作者：《财经》记者 马国川

呼吁之声不绝于耳，表明改革遇到阻力，前行乏力。

眼下经济失速，诸多政策工具腾挪空间有限，这与国内外总需求的下滑有关，也表明此前行之经年的增长模式确实已至穷途。

尽快启动新一轮改革，释放新一波制度红利，为经济增长觅求新的动能，已刻不容缓。寻觅动能之余，亦须破除前行阻力，方能双向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运行之势。

国内外的情势均表明，只有挥别狭义的经济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确保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要言之，欲解经济体制改革之困，功夫更多已在诗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非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呼应而不能竟其功，其中涉及的利益重组与上下互动，只有凭恃民主、法治才能框住而不致失序。

回望过往的数十年，东亚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以主动之布局和坚定之决心，完成了民主、法治层面的艰难转身。中国的转型之路，已到新的十字路口，历史性决断时不我待。本刊将持续关注此一话题，俾以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前行力量，重启改革议程。

——编者

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虽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分量也变得举足轻重，但在国内也面临重重问题与挑战：资源日益短缺，环境破坏严重，腐败四处蔓延，贫富差别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经济能不能平稳增长，社会能不能和平转型，都已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特别是在多方面的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下，“现在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

“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吴敬琏先生近日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显然，如果不能建立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不但经济不可能平稳发展，而且难以摆脱民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一些激进主张开始萌动，如果某些枭雄式的人物利用这种情势，用“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极端“革命”的口号误导大众，就可能发生“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顾准语)，危及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因此，吴敬琏呼吁尽快重启改革议程，全面推进中国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实行宪政。

“最近30年，中国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了历史性进步，但是改革仍未过大关，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吴敬琏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

上篇：“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财经》：在过去30年，中国“两头冒尖”的轮廓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了。从光明面看，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而且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GDP总量增长并不足以说明问题。特别严重的是，近年来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

在这种“两头冒尖”的现象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愈来愈尖锐，形成了几种互相对立的主张。

吴敬琏：我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在此基础上，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取向：

第一种观点主张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称“法治的市场经济”。

第二种观点把“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看作一种可能的体制目标。2008年以来被炒得很热的“中国模式”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它宣称，中国经济能够在近二三十年中创造世界公认的优异成绩，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这种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国家战略，不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现有体制，世界各国也应该学习借鉴。而一些代表寻租活动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不但积极维护现有体制，还力求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在前面两种社会力量展开对战、而社会实际生活中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显化的情况下，第三种社会力量公开亮出了回到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主张。他们极力要让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不管是腐败猖獗、分配不公，还是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事实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

然而，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腐败日益猖獗、弱势群体受损害感日益强烈的情势蒙蔽和迷惑大众， 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

《财经》：既然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强化政府和官员的“专政”权力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办法来扼制腐败和缩小贫富差别，显然只能适得其反。

所以，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虽然也与大众一起声讨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是他们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可是，借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煽动，他们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敬琏：这是最值得人们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0-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中国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

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做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财经》：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

吴敬琏：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我们完全有可能跳出所谓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走上建设现代中国的道路。

《财经》：但令人担忧的是，在不同思想观点的碰撞和交锋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性思考和冷静切磋往往被反击谩骂乃至造谣污蔑所排除，在习惯于用语言暴力取胜的情况下，各种不同诉求都有趋于极端化的势头。

吴敬琏：正如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诉求都趋于极端化的情况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中积累起许多社会矛盾。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

所以，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

中篇：“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财经》：若要重启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议程，在改革大方向或者叫做“顶层设计”确定以后，就要进一步讨论各方面改革的具体内容了。

吴敬琏：在经济体制方面，进一步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第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改革也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财经》：国有经济的垄断，既表现为经济性的垄断，即国有企业凭借由政府倾斜政策所支撑的巨大经济实力，足以压制竞争对手；也表现为行政性的垄断，就是政府利用行政权力保护与自己的利益有关的国有企业(也包括某些本地的非国有企业)，排除竞争对手或者限制竞争。

吴敬琏：对第一种类型的垄断，治本之策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目前，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着过多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和资本资源，并且把其中大部分投入到盈利性的企业中去，与民争利。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应当坚持1997年中共十五大决定的方针，国有经济逐步从一般性的竞争性部门退出。

政府的基本职责是提供公共品。目前许多公共品供给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例如，社会保障基金、公租房建设都有很大缺口。这些正是据称为“全民所有”的国有资本用得其所的地方。多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建议，应当将万亿元的国有公司股权划拨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用以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做实”他们的个人账户。

近年来，经济学家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研究、择优采纳的好建议。例如陈清泰教授建议实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并将现在滞留于一般产业的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益性基金，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我赞成陈清泰教授的建议。为了实施该建议，可以建立特殊的法定机构来配置和管理国有资本。这一机构负责制定所属基金的运营规则，并对它们的运营状态进行监督。

《财经》：根据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和中国一些地区过去的经验，不少人担心，如果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会发生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

吴敬琏：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国有企业改制的情况，并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有的国家和地区法制比较健全、社会监督比较有力，或者采取的办法比较得当，国有经济改革的效果就比较好。消极地避开改革，并不能免除权贵以其他方式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的危险。

因此，应当要求和督促政府负起责任来，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一些人利用权力在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

《财经》：由于国有经济原有规模十分庞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会有相当部分的国有资本驻留在盈利性的领域。

吴敬琏：对于这部分国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特殊行业的企业可以作为特别法人由国家垄断经营外，绝大多数企业都应当改革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它们作为企业，仍应努力做强做大，但它们应当与其他经济成分平等竞争，而不应享有任何特殊权力和得到政府的任何政策优惠。

对于执政党来说，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才是共产党执政的可靠基础，应更加注意不要按照所有制的性质把企业分成三六九等，而要对它们一视同仁。

《财经》：这就涉及到了如何全面落实中共十七大“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要求这样一个大课题了。

吴敬琏：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消除国有企业以及某些得到政府官员青睐的非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特权；另一方面，要实行“非禁即入”的原则，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还要教育和支持民营企业家群体抵制个别人结交官府、靠依附权力、依附国企寻租的不良行为。

《财经》：您在前面提到的消除中国市场中的行政性垄断，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和自然形成的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现行体制是从计划经济演变而来，至今仍然保留着“国家辛迪加”的许多遗迹。一些国有企业和个别受到政府特殊照顾的非国有企业拥有政府给予的垄断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严重损害了市场秩序。正像有的学者所说，“行政垄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公害”。许多法学界、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经济中的行政性垄断现象和《反垄断法》为何对此无能为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制止这种行政性垄断行为的积极建议。但是这些意见似乎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注意。

吴敬琏：完善反垄断立法和加强反垄断执法，是改善中国市场制度必须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

公平竞争秩序遭到行政垄断的破坏，的确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这方面的问题变得如此严重，既是由于现有体制存在重大缺陷，也有反垄断不力方面的原因。从反垄断立法方面说，200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虽然保留了有关行政垄断的章节，即第五章《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但是它只把违法行为的范围限定在“滥用行政权力”，又把“滥用”的范围限定在“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这就意味着承认一切不涉及地区保护的行政垄断行为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对于违反《反垄断法》的经济性行政垄断行为，是由国家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调查处理的，而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等违法行为的处理办法，却是“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

众所周知，在中国有关行政机关和组织(包括企业)的行政性垄断，通常都是由依据党政主管机关的法规或指令设立的。要这类行政机关“责令”自己管辖的企业去“改正”由自己制定的规章或自己发布的指令所导致的违法行为，岂非与虎谋皮？所以，在中国行政性垄断泛滥成灾，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财经》：正因为这样，不少学者都认为，监督政府的行为、防止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损害市场竞争，应当成为中国《反垄断法》的主要内容。

吴敬琏：为了制止垄断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除了坚定不移地进行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外，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垄断的司法改革：第一，修改《反垄断法》或另立针对造成行政性垄断的党政机关的《反行政垄断法》；第二，设立超越于党政机关之上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不但负责处理经济性垄断案件，还应负责处理行政性垄断案件；第三，由于行政性垄断通常与行政机关的不当行为有关，因此应当修订行政法，授予法院监督政府行为，纠正不当行政作为的权力。

《财经》：由于现代市场中经济活动日益繁复多样而且变动很快，为了建立和保持正常的市场秩序，除了法院的执法，还出现了其他执法形式，如行政监管这种准司法的执法形式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在这方面，目前也存在不少问题，亟须加以解决。

吴敬琏：这方面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用行政命令的个案干预取代合规性监管，这也为寻租提供了方便之门。例如，在证券市场的监管中用实质性审批取代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严格执行，滋生了种种弊端。在这方面，也要通过积极而稳妥的改革来加以解决。

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

下篇：“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财经》：不管是经济性垄断，还是行政性垄断，都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有关。大量事实说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然而，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更加滞后于实际的要求。这已经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话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但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入，而且诸多社会矛盾也无法解决。那么，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需要做些什么？

吴敬琏：首先应该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里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法治 (the rule of law)，即法的统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制度安排。它最基本的内容有以下三点：(1)法律是决定对人进行惩罚的唯一依据；(2)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3)法庭的决定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防线。它和中国人通常所说的法制或者古代法家所说的“任法而治” (rule by law)有根本的区别。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不过把法律作为自己意志的体现和统治臣民的工具，而现代社会的法治是以体现公认基本正义为依据的法律的统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进程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6年的《大宪章》开始了法治的进程，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开端。但是更重要的是，二者相互依存，确立民主制度才是实行法治的根本保障。

《财经》：不过，民主制度也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或“直接民主”制。另一种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逐步完备起来的宪政民主制。“文化大革命”实行的就是雅各宾式的民主。

吴敬琏：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要求每一个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因此，和名义上主权归于大众，而实际上主权归于少数“克利斯玛”(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的所谓“激进的人民民主制”不同，宪政民主要求权力制衡，因而比较容易防止个别人篡夺公共权力，保证主权在民真正得到实现。

《财经》：法治、民主和宪政之间是紧密联系，甚至是相互界定的。然而，它们的建立和完善，又不可能一蹴而就。从中国现实出发，从哪里入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最可行的路径呢？

吴敬琏：从世界各国实施宪政民主的经验看，结合中国实际，我认为从法治入手进行现代民主制度的建设，也许是最容易取得成效的。而且，当前人们对于建立法治的要求非常迫切。

中国市场已经从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发展为以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生人市场”，双边和多边声誉与惩罚机制难以发挥作用，需要建立一个以正式法庭为主的第三方执法体系来保证合同的实施。

可是，由于这一体系极不完善，“司法地方化”成为合同执行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世界银行编制的各国法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一直偏低，况且还从1998年的52.4分降到2004年的40.6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

《财经》：这种做法扭曲了市场经济规则，不但导致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不足，弱化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而且使得行政腐败日益严重，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现代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所以人们要求建立法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吴敬琏：为了建立法治，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要在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官员中树立法治观念。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与中国“君权高于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类传统的专制皇权思想相对立，也与“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一类自称的“革命意识形态”有根本原则的区别。它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一切组织和个人，包括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导成员，都必须和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方面，完全有必要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建立起现代核心价值观”。

第二，建立符合公认的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首先，法律和行政机构的政令都必须符合宪法。宪法的主要内容和功能则是进行权力的配置：它一方面要确立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这些权利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侵犯公民权利。其次，在法治的条件下，法律必须具有透明性。透明性有以下的基本要求：一是立法过程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按照现代法治观念，不为公众所周知的法律，是不生效的法律。现在有些政府官员无视人民的知情权，把反映公共事务处理过程并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当做党政机关的“内部文件”，并加以“保密”，或者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官员很容易上下其手，枉法害民。三是法律应当适用于全社会的一切行为主体，保持稳定和不追溯既往，这样才能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稳定的预期，从而安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否则行为主体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靠找关系、送贿赂等办法央求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的官员帮忙开特例，才能办成自己的事情。

第三，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是建立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而司法人员的腐败和行政干预是实现这一基本要求的主要障碍。为了消除这种障碍，除了完善制度，主要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干部对党组织严格遵纪守法和司法工作的合宪性和合规性起监督保证作用。但是，这种监督保证作用只针对人员任命和审判程序的公正性，而不是直接任命官员、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和决定审判结果。

《财经》：如果说，法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那么政府改革就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内容。目前，中国的政府仍然是“全能政府”体制，虽然一些官员也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口号写在墙上，挂在嘴边，可是他们实际上处在“社会的主人”和“群众的首长”的地位上，以“国家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关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治下”的“百姓”做主。在中国这样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这种完全颠倒了的关系甚至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地方官员被百姓称为“父母官”，为政清廉的官员，被誉为“民之父母”，都成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事情。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才会使一些负责官员在一些关系大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还有一些不法官员不但不为选民和纳税人服务，还利用自己的权势恣意侵犯他们的利益。许多地方发生的强制拆迁事件，就是官员恣意侵犯公民利益的典型。

吴敬琏：13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申论，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由列宁的“国家的辛迪加”发展而来的“全能政府”体制，其最大弊病，就是颠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

政府改革就是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建立起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要求的政府体制。邓小平曾经根据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历史教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由于政府既是政治改革的对象，又是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成为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

《财经》：虽然现在许多人都认识到政府要改革，但是对于政府改革的目标，争议很多。有人主张“小政府就是好政府”，有人主张加强政府的控制。

吴敬琏：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在我看来，政府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谓有限政府，是和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从经济方面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范围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资源限于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关的资源，而不能任意扩张。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应当由市场去担当。所谓有效政府，则是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财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有限政府就是要限制政府权力，有效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

吴敬琏：对。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从当前看，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公约》对人的基本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人民群众的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身权利以及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受任何侵犯。

公民对政府公务活动的知情权，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因此，现代国家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公民才能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政府和政府官员才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所以，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异常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各级政府必须支持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职责。

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在目前的中国，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资金等资源方面拥有过大的权力，对政府活动边界又往往不够明确，这样就使官员掌握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机会。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在削减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权力的同时，切实保证所有政府官员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严格遵纪守法，防止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近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法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法律法规得到切实的执行。

在依法行政问题上，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邓小平根据自己担任国家领导工作数十年的体验以及针对过去在“左”的路线下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情况，反复重申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实现“党政分开”。他还提出过一系列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办法。其中一部分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的一段时间中曾经得到过实施。它们的实施经验需要认真总结，存利去弊，加以推广。

第三，完善基层选举制度，逐步扩展民主。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从基层选举做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明确提出了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农业“包产到户”以后，创立了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在1982年的《宪法》中明确肯定了这种基层自治制度。1987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1998年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改进了直接选举的程序。

截至2010年，全国农村村委会普遍进行了六次换届选举，数百万名“村官”实现了由任命制到直接选举的转换。有些地方还开展了乡镇直选的试验。但是，目前基层选举的选举文化还有待培育，选举被操纵乃至贿选舞弊也时有发生。此外，村自治体的领导体制问题也有待解决。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在基层选举上，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还要发展民间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民间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因此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不论属于什么行业或领域，都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

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的硬结”，或者叫做“没有社会的国家”。如果政府领导做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官员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许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在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中，必须提高民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放手让社群组织自行处理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繁荣。

《财经》：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意味着各级政府进行自我革命，放弃部分权力和增加新的社会服务职能。而割舍自己的权力和进行自我革命通常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某些政府官员往往成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阻碍力量。他们或者竭力阻挠市场化改革的进行，力求保持寻租的阵地，或者力图在改革中加进自己的私货，把改革扭曲为新的寻租机会。

吴敬琏：确实，作为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治传统很少的国家，中国建立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一项十分伟大然而极其艰巨的任务。100多年以来，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最近30年，中国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了历史性进步，但是改革仍未过大关，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总的倾向来说，政府官员们有致命的自负。对于信息知识的取得，政府绝不比个人和企业有优越性。所以它致命的自负，就是产业发展的方向由政府来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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