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一直都不乏争议和讨论，但很少有话题像国企改革这样三十年来争论不断。

从改革之初的"放权让利"到近年来的"做大做强"，再到十八大提出"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企数量在减少、体量在增大、实力在上升，但非议却并没有随之减少。其中最典型的例证便是，"国进"时必定伴随着"民退"，而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私营经济本该占据支配地位。

这或许意味着，国企改革当有新的方向。

有人提出，不妨借鉴三十年前"放开增量、逼改存量"的思路，在所有营利性领域，包括资源性行业，引入更多国企和民企，以竞争倒逼垄断性国企改革。然而，问题是，如果垄断性国企在资源获得、执照审批等领域的特权不废除，有多少民企能够真的进入，又怎能与之争锋？

也有人建议，国企改革应当遵从私有化原则，从放开股权开始问题。然而，如果只是放开股权和资本进入，而不破除垄断，私人垄断会比国企垄断更好吗？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他认为，国企改革应当从废除国企特权开始，包括要求国企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地租和资源税、不应再享有贷款优先权和优惠利率、取消政府补贴和废除垄断权等。在此基础上，要求国企逐步退出所有营利性领域。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以宪法为指导的、旨在承接公益性项目的"公法企业"，以取代现有的国有企业。

经济观察报：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一提法与之前的"做强做硬"以及更早的"做大做强"有什么不同？

盛洪：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强调国企应当继续发展壮大，从国有企业管理层出发考虑问题，而非从全体人民的角度，这个定位是不对的。但是相比以前的提法，十八大没有再强调扩大国企的规模，要求也弱一点。这已经是一种改进，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点改进并不够，离改革的要求还很远。

经济观察报：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经济转型。国企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盛洪：国企管理层会阻碍这一进程。国企的这个机制就只会降低效率的。因为它占有大量资源，但却没有竞争压力，效率很低，甚至还会形成垄断，因此也没有动力去进行创新。这跟努力创新去赚取利润的民营企业有本质的不同。

经济观察报：有一种说法是，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是为了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允许民企进入战略性领域，会不会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

盛洪：其实战略物资是在竞争的情况下而不是垄断的情况下更安全。比如说石油，美国的石油行业就是靠民企，有很多的竞争，尽管公司的数量不多。但是这并没有造成美国国家经济的不安全。而有证据表明，我们国家几次油荒都是垄断国企有意造成的。到底是竞争性的石油行业更安全还是垄断性的石油行业更安全？当然还是竞争性的更安全。

经济观察报：国企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继续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盛洪：我现在说"改革国企"，而不是"国企改革"。因为这场改革更多要靠外部力量，而不是内部力量，虽然国企内部也会有支持改革的力量。

外部的动力应当来自全社会。当然，"全社会"这个词太抽象，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外在动力。最大的动力应该来源于中央政府。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央政府不愿意改革国企，因为国企缴了很多税，但是事实上，如果政府把石油开采权交给民营企业，它们也会照样缴税的。国企并不会超越税法去缴税。

此外，对于优秀的国企管理者来说，也只有消除垄断，成为与民营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其企业家能力才能受到肯定。

除了中央政府，另外的动力则来自于民企。它们一直就受到国企挤压，在市场上面对着国企不公平竞争。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提出过"第二次国企改革"。它是否仍然是你建议的国企改革路径？

盛洪：国企第一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放权让利"。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次改革是失败的。所以我提出了第二次国企改革。

首先通过废除国企享有的特权，将它们变成平等的市场主体。比如，要求国企按照市场价格缴纳地租和资源税、取消国企优先和优惠地获得贷款的特权、停止政府补贴、百分之百缴纳利润、废除垄断权等。其次，它要求国企逐渐从所有营利性领域，而不仅仅是竞争性领域，完全退出。比如说房地产行业，国企就不应该进入。

经济观察报：废除国企特权必然招致利益集团的反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盛洪：这是策略问题，要利用来自别的利益集团的压力：让更多的企业，包括民企和国企，进入国企垄断的领域。企业越多，垄断越小，利益集团就越分散，取消垄断权就会慢慢顺理成章。问题是，现在很多领域，比如说石油和电信，都是不允许别的竞争者进入的。

此外，政治上的压力也很重要。消费者和民营企业的压力可以成为破除现有利益集团的力量；人大对垄断企业施压也显然比行政部门出面去谈的效果好。

经济观察报：除了引入竞争，还有一种改革的思路是私有化。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盛洪：我并不反对私有化，国有股份的退出也并不是企业就没有了。但问题是，如果只是谈私有化和股权改革，而不首先消除垄断，私人垄断恐怕会比国企垄断更可怕。

我认为，企业内部的改革不如企业外部的竞争有效。中国改革的经验就是从增量改革开始。

经济观察报：现在是不是一个让老百姓分享国企发展成果的正确时机？如果是，可能的渠道会有哪些？

盛洪：这个恐怕不需要谈论时机的问题。国企的股东本来就是全体人民，国企管理层应当把所有的利润交给全国人民，而不是人民去向他们乞讨。要实现人民对于国企利润的真正分享，就要把股权，而不只是利润，放入社保基金。现在的情况是国企的资金，包括利润，都是由"内部人"控制，而老百姓作为股东没有任何发言权，只能求着国企管理层放一点利润到社保基金里。但是，即使将股权转移到社保基金也只是暂时的。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应该要求国企退出。

有研究者（如高王凌）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佃农向地主交纳的实际地租，要明显低于合约地租，甚至在地主与佃农的冲突中，官府更多地倾向于佃农。

阅读全文

在为国有企业辩护的“理论”中，最拙劣的莫过于“共和国长子”说。因为国有企业是“共和国长子”，不仅是“儿子”，而且是“亲儿子”，还是“第一个儿子”，所以要求共和国要对不同的集团有远近亲疏，要维护甚至扩大对“长子”的优惠政策，让他们要做共和国中享有特权的人。陈同海的“名言”，“共和国长子不垄断谁垄断”是这种主张的直白表达。这一说法不仅违背了“共和”的基本原则，也要迫使政府偏离公正轨道。

阅读全文

国土部说“小产权绝对不能放开”；国税局说我们觉得物业税该征不该征；它们有什么权力说这个话吗？没有。它们只是执行部门而已。国税局只是收税的而已，收什么税，收多少税，是人大说了算。

阅读全文

在一个宪政国家，唱什么颜色的歌，以及是否打击黑社会，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但在今天的中国，“唱红打黑”就已经超出了唱歌和治安的范畴，具有某种政治技巧的味道。而这种味道却又是超出国界的。

阅读全文

 如果说我们现在提出要进行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必然遇到巨大的阻力。但是从长远看，这些部门长期在吸老百姓的血，实际上它们是在不正当地、不公正地把全国人民的财富转到自己的兜里，这样一种情况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从长期看，肯定还是要打破这些行业的垄断。

阅读全文

我们虽然不知道吴英案的全部细节，从而无法判断吴英案的真正性质，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这个案件存在众多疑点和巨大争议，其中还包含了涉及浙江省高级法院本身卷入本案丑闻的重大疑问。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法院仍然核准这一死刑判决，问题就不只局限于浙江一隅了，而是严重危害了中央政府和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

阅读全文

我们不要期待再出个邓小平，这个几率太低。要没有邓小平怎么办，我们就不活了吗？我们要自己救自己，这个社会其实就是自己要救自己。这次吴英案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你不救吴英，哪天你可能就遭到吴英这样的下场。大家知道救吴英就是救自己。

阅读全文

如果最高法院批准了吴英的死刑，实际上就把浙江的这个黑锅背到了中央政府，而他们根本没有必要背这样的黑锅。我认为这之间是有非常巨大的区别的。所以我还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吴英的死刑在最高法院这一关有可能过不去。

阅读全文

如果一个社会连违反交通规则的有公权标志的车辆都无法有效约束，怎能想象行政官员们能够自觉遵循更为重要和复杂、但不够直观的规则呢？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