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与搜狐网主办、搜狐财经承办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北京搜狐媒体大厦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现场发言中谈到，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中间还有很多反复，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我们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等等各种影响，在社会主义中包含了许许多多旧体制的内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路线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改革以来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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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经邦论道”改革系列讲座第一场成功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带来了题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议程”的讲座。吴敬琏教授回顾了近几年来中国发展的成绩，并指出改革的推进使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造成许多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十八大为“中国向何处去”确定了正确的方向，因此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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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于2013年2月17日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演讲时呼吁，中央应尽快建立体制改革工作班子，开始进行前期研究工作，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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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出现了两大问题：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旧的、原有的增长模式已经不能继续了，旧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持续了。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腐败，腐败蔓延、深入了整个社会机体的每一个部分，而腐败的严重程度又造成了贫富差别的更加拉大。这样不但造成了经济问题，而且有严重的社会问题。”12月26日由吴敬琏、马国川著“《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重启改革议程”首发式在三联书店举行。吴敬琏发言时做出上述表述。

吴敬琏表示，需要重启改革议程是很多人的心声，因为本世纪以来改革出现了停顿，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

吴敬琏说，经济改革方面来说，很多重大的改革到了本世纪初，碰到了旧体制的一些核心的部分，比如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到了母公司一级就停滞不前了，因为它触及到某些既得利益的核心部分。在改革停顿以后，它就发生一些更加严重的问题，正是由于改革的停顿，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和腐败的问题，以及它们带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都会愈演愈烈。

吴敬琏认为20世纪末期宣布建立的这个体制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有很重的旧体制的遗产，它的主要表现就是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仍然广泛的存在，另外一个就是国有经济仍然处于主导的地位。这样的缺陷造成了后面的问题，就是当时的这些设计并没有完全贯彻，改革大关没有过。

以下为吴敬琏发言全文：

“重启改革议程”这个说法不是我最先提出来的，《财经》杂志在发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的时候，编者案里就有“重启改革议程”这么一句话，这是《财经》杂志第三次用“重启改革议程”发表文章。这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需要重启改革议程。当然到现在恐怕这个说法还是有不同意见，有人说为什么要重启呢？我们同意这种说法，是因为我们确实认为本世纪以来改革出现了停顿，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所以需要重启。我们同意这个提法，支持这个提法。

我们同意这个提法、支持这个提法是经过深入的思考的结果，所以这本书不是一本定调的书，而是一本研究、思考的著作，就是想把我们对于中国现实的观察、对于中国出路何在的一些思考，用这本书的形式提供给读者们，提供给社会各界，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来进行思考。

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很长，从2010年的5月开始，接受了三联书店樊希安同志和贾宝兰的一些建议，希望我把这些年的一些思考整理出来，所以我跟马国川合作，开始写作这本书。一直到今年的10月交稿，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不断地研究、不断地讨论、不断地修改，写成这本书。

因为这两年多的过程正好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争论激烈进行的过程，所以，也可以说这本书的写作，是我们参加了一个全民的大讨论，中国到底要往什么方向走。我们在写作的过程里边，回顾了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对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做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找出了矛盾所在，提出了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是什么，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所以它是一个提供来参加讨论的书。

中国这些年来，面对着两个大的问题。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旧的、原有的增长模式已经不能继续了，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旧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方式，它不能持续了。从最简单的资源的衰竭、环境的破坏，一直到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衡，劳动群众不能享受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和收入差别的拉大，等一系列问题。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腐败，腐败蔓延、深入了整个社会机体的每一个部分，而腐败的严重程度又造成了贫富差别的更加拉大。这样不但造成了经济问题，而且有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就针对这些问题，它的由来，做了探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原因是因为在我们上个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体制，本身就存在很多严重的缺陷，改革并没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且不说政治改革在90年代以后就不再提起了，就是经济改革方面来说，很多重大的改革到了本世纪初，碰到了旧体制的一些核心的部分，比如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到了母公司一级就停滞不前了，因为它触及到某些既得利益的核心部分。在改革停顿以后，它就发生一些更加严重的问题，正是由于改革的停顿，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和腐败的问题，以及它们带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都会愈演愈烈。

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之下，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顶层设计”。如果说在本世纪以前，20世纪，原来既定方向的，比如市场经济改革、法制化的改革等等，它受到了阻力，放慢了，甚至倒退了。那么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认为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这个改革方向是错的，那么应该走什么方向呢？这个方向就叫强化政府的力量、强化国家部门，包括国有经济，加强国家对于政府的所谓驾驭，或者叫控制，或者叫掌控。如果用经济学人杂志在今年用的语言来形容，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如果用我们讨论东亚模式的时候用的一个语言，叫做“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来强化政府的力量。开始叫做“北京共识”，后来就叫做“中国模式”了。所谓中国模式，根据权威性的解释，它的特点就是强势政府。强势政府的优势在哪里？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它的表现是什么？一个表现就是所谓“高铁奇迹”，一个表现叫“北京奥运”，一个表现是某些地方，比如重庆连续若干年的GDP平均增长14%以上，这种观点认为这是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发展道路。

一直到了去年早期，这种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向相背离、相对立的顶层设计可能到了最高峰。但是，到后来的事态变化就越来越暴露所谓以强势政府为中心的中国模式，其实它的长期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逐渐的暴露出来。当然加上我们各界有识之士奋力捍卫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改革是必然的发展方向，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令人很高兴的就是，从中共十八次代表大会看来，看来在这两种不同的方向、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中，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当然从来都是这样，特别是外人或者是不愿意仔细阅读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的文件的人来说，不大看得出来，或者不能很鲜明的看出来。我没有参加中央政府文件的起草，好像他们有一个习惯，或者陈规吧，只要过去的人说过的话不大错都要重说，所以看起来好像好多话都是原来说过的，但是往往这里面又有几句新话，新话倒是表明了也许可能的一种倾向。比如说“两个毫不动摇”，从十六大提出以后，每次代表大会都有，但是也有点新话，比如十七次代表大会这“两个毫不动摇”后面就加了“两个平等，一个平等保护产权，一个是营造平等竞争的环境”。这次中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中则又有所改变，“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

从这两个月的试探看起来，中国现在这一届新的领导人，确实是试图找到一种方向。但是让我们对它做出一个积极评价的时候，还是要看到做出这样的宣言或者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改什么、怎么改，而且改革的设计能不能够真正的贯彻下去。因为现在所谓特殊既得利益，比起十多年前那次重启改革来说，要强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之下，贯彻还需要大家的努力。

但是能不能贯彻？我想眼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像中央工作会议讲的，要提出一个明确的改革总体方案，规定出它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件事情需要全民的参与，才能做好。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有三次，第一次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决定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接着1985年的全国代表会议，就确定了它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提出在1990年把基本框架建立起来。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方案领导小组，设计了方案。不过到了1987年，就决定了不执行这个方案了。然后就进入了当时有些人把它叫做“勃列日涅夫时代”，就是靠大量的货币发行来支持高速的增长，最后夭折了，1988年的经济风波和1989年严重的通胀，全面抢购，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就结束了。又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停滞时期，大概有三年之久。

第二次经济改革大推进(不包括1980年和1986年邓小平讲的政治改革的内容)，1990年12月邓小平提出搞市场经济，1991年2月在上海再提，一直1992年6月9号江泽民讲话，经过一年的准备，1992年10月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经过了执政党一些领导的酝酿，确定了目标。然后再经过一年多，大量的人参与了讨论工作，在1993年11月通过了整体规划，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50条决定，决定了哪些重点方面进行改革，然后从1994年开始按照这个路线图进行了改革。加上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要调整所有制结构，这中间核心的内容就是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的调整。在20世纪末期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基础。正是这一次改革，奠定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基础。但是20世纪末期宣布建立的这个体制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有很重的旧体制的遗产，它的主要表现就是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仍然广泛的存在，另外一个就是国有经济仍然处于主导的地位。这样的缺陷造成了后面的问题，就是当时的这些设计并没有完全贯彻，大关没有过。

现在下一步要开步走，这只是说我们发了一个进军的命令，但是往哪里进、怎么进，而且要把这样一些设计、这样的路线图的时间表能够贯彻下去，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

这本书的出版正好碰到了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这么重要的决定，当然是个喜事。那是不是这本书的任务就完成了呢？我想不是，因为我们在规划下一步的改革和执行下一步的改革，都会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很多东西。希望真正把重启改革真正进行到底的过程中把我们的一些思考，能够提供给大家参考，我们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谢谢！

“经济观察报·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于12月19日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谈到“十八大”重要意义时表示，“十八大”结束了改革路线之争，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路线。

吴敬琏分析称，近些年，有两种顶层设计在激烈争论。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向前进，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或者叫做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另外一种就是从本世纪初渐渐的发展起来，而且在前两三年似乎在社会上，在舆论界，甚至在民间渐渐占有优势的一种思路，即“中国模式”，英国经济学人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

“十八大最重大的意义就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顶层设计中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吴敬琏表示，“这个正确的方向正如最近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方向。当然，不仅是一个经济方面的体制，还包括建立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样的内容”。(梁斌 发自北京)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敬琏：今天想要跟大家共同商量这个事情叫“重启改革，正当其时”。实际上讲讲我个人认为怎么重启？现在我们站在改革的路上，站在什么节点上，我们今后应该做些什么？先从刚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大讲起，我认为十八大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为什么它具有重大意义？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看来，就是在过去几年的两种顶层设计，或者用过去的话来说，两种顶层设计之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意见。过去一些年，我们经济上社会中各种矛盾积累起来了，而且正在激化，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提出很多不同的意见。想来想去，看起来大概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向前进，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或者叫做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是顶顶层的设计，大的设计。另外一种就是从本世纪初渐渐的发展起来，而且在前两三年似乎在社会上，在舆论界，甚至在民间渐渐的变成了占有优势的一种思路，一种顶层设计，顶顶层的设计，这就是开始叫做顶层共识，后来叫做中国模式。有的学者，比如英国的经济学人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我们东亚国家的说法叫做维权主义的发展模式，就是用一个强势政府、大的国企、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的增长这么一种发展模式。这两种观点，两种方向，两种顶顶层设计在过去几年中有激烈的争论。

那么，十八大我认为它的最重大的意义就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顶顶层设计中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正确的方向正如十八大最近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方向。当然，不仅是一个经济方面的体制，还包括建立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样的内容。

这样就把重启改革，重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了。但是，在我们欢呼这种重大成就的同时，我觉得我们要非常冷静的考虑到确定这个顶顶层设计，确定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方向并没有完成我们所要进行的事宜，它只是一个重启改革的第一步。比照过去的经验，如果说有全面改革，这已经是第三轮了，第一轮可能是80年代中期，一直到1988年的国家体改委做的中期改革规划，但是很快就因为出现了1988年的经济不好就没有执行下去。第二轮是执行下去了，这就是从1990年12月邓小平提出要继续改革，要搞市场经济开始，到1992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1993年的11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所谓50条决定，选择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点方面和这些重点方面改革的方案，并且把这些改革方案汇集起来成为一个总体的设计。从1994年开始就执行这个总体设计，当然在执行过程中很多调整，接着是1997年补了一个课，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基础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写入了《宪法》，正是这一轮改革，它奠定了我们在世纪之交时，中国经济能够崛起的基础。比照过去这些经验，我们要做全面的改革必须完成三项工作，第一项就是确定改革的目标，当年叫做目标模式现在叫顶层设计，或者叫顶顶层设计。第二件事儿就是要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就是要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那么，从这个比照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现在在哪一时间点上呢？后面的事情还很多，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它的难度也许比起来一个比一个难，对第一个目标确定来说。

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到第二布局，所以，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整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要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是中央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的建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十二五”规划，它是针对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市场经济是有非常复杂，非常精巧又非常巨大的一个系统。

所以，一方面它是不能够边设计边施工，我们过去习惯这种做法，现代市场经济可能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体系，你就很难边干边想。有人说，是不是经济工作会议最近也说了，允许摸着石头过河，我一琢磨，为什么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说的积极一点，就是说应该鼓励基层的、地方的制度创新，不能禁止压制基层的创新。可是，这种创新一定是在一个大的目标，大的方向下的，比如我这种创新是不是加强所谓中国模式，加强强势政府，加强海量投资的搞项目来提高GDP的增长速度呢？这个好象会有问题了。就是说，这几年来，地方上有好多创新是很有意义的，比如上海市的退出竞争性部门的计划，上海发起的营改增，还有广东的简化工商企业注册手续，清理审批制度，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基层创新，这种创新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它有价值？而且提出来以后得到了各个地方，甚至中央机关的支持呢？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个大的框架下，大的目标，大的方向下进行的创新。这跟我们改革初期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已经整个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只要是能够改进，一切办法都可以用，那个是后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很不一样。这是一个原因，就是重视顶层设计和中体规划。

另外一个是大系统，这个大系统，你对它的设计不能够以各个子系统各自为政，然后拼起来变成一个体系，这样的体系是无法运转的。这就跟我们为什么最早提出顶层设计来，就是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搞电子政务，电子政务各个机关，各个地方都搞了自己的系统，它专注于买谁的电脑，用谁的操作系统，买哪些外围设备，结果这个全国的系统建立不起来，所以，我们信息的专家们就提出说这个网络工程里面有一个词叫做“顶层设计”，意思就是你要从顶层开始向下一层一层的设计，这样各个子系统之间才能互联互通，才能协调。

所以，到了“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就引用了当年我们在建设网络的时候曾经有过的一次讨论，用了一个简化的表达，就是要重视顶层设计。我想我们现在也是这样。那么，怎么来做呢？我想应该是这样，首先就是问题导向，从分析当前的矛盾的体制性原因入手去分析它，然后就能够明确改革的重点和这些重点改革的主要内容。这是第一件事儿可以从这里入手。那么，第二就是把这个研究综合起来，围绕完善竞争性市场体制这个中心作出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经济、市场监管、行政改革、法制体系等等方面的改革方案，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改革方案。最后还需要有一个很权威的机关，党和政府的权威的机关，把各项改革方案每一个方面的改革也可能再提出不同的方案加以比较，加以筛选，而且要根据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包括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关系来提出经济改革和税制改革的总体改革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我原来准备的时候想讲几个例子，说的很抽象，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城市化。一方面我们城市化的水平还很低，因为从人口来说，占51%，而且这个里面有一部分没有真正的实现城市化，因为我们大概有2亿农民工和农民工的子弟，他们并不具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就业所需要具备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个城市化需要加快，它确实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需要加快。但是，另一方面现在这个成本已经很高了，效率已经很低了。刚才看了我们的节目单，下面就有周其仁教授，他在这方面比我的研究有深入，我只是简单的说一下，我想他会讲的更周全。那么，就出现一个很大的矛盾，在这个城市化的问题上。一方面需要加快城市化，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现在“两个效率”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就是城市化本身的效率，大量的投入，大量的投资投入，大量的土地投入，而实现的城市化水平要按人的城市化，城市化的内容当然是人的城市化，但是按人的城市化来说，它实现的不是很高，所以效率是很低，这样是不能持续的。大量投资，城市扩容为主要内容的这样的低效率的城市化，我们城市化任务还很重，用这样低效的办法是无法支撑的，无法持续的。另外一个低效率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政府主导的用大量的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的资金投入支撑的这个城市化，就是摊大饼，只管扩大城市的规模，而建立起来的城市营运效率很低。北京就是一个例子，各种各样，从政治到经济各种各样的机关、企业等，很不专业化的堆在一个城市里面，变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非常的长，堵车、污染都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个城市的运营效率变得很低。这两个效率低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要加快，另一方面现有的方式又不能持续，我们就需要研究，它的体制原因是什么？如果不能解决这些体制上的原因，我们这个事儿就弄不下去了，或者弄下去了，但是造成的长期的消极后果很严重。前段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梳理了一下，需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首先，就是一个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因为他们的产权就形成了运用这个差价支撑，非常浪费的实现城市化，造成所谓的土地财政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第二个问题需要解决我们政府功能问题，为什么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城市，城市，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这个城市是从“市”来的，但是中国的传统这个城市是从“城”来的，城者都也，城就是政治中心，是这么来的。于是，它这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就会造成许许多多的问题。把这些问题排列出来，到底体制上的原因是哪些？掌握了体制原因以后，就是知道要扫除这些体制性障碍，有效率的体制化，或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了，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这个提法非常好，只有解决了这些体制性的障碍，我们城市效率才会提高。时间已经到了，我就不再举别的例子了，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着许多主要矛盾都需要做这样的深入分析才能最后总结出来我们要做哪些方面的改革，我们才能绘制出我们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最后讲一点，要做好，设计好，执行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路线图，一定要群策群力。根据过去的经验，制定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总体规划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需要官、产、学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够集思广益，凝聚有识之士的共识，坚定民众的信心，获得克服阻力，推进改革的社会支持。如果设计出来以后，执行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是有很大阻力的，所以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政府方面，党的领导方面和普通民众，和学者、传媒大家共同努力来把它做好。谢谢大家！

国际金融论坛(IFF)2012全球年会11月17日上午在北京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世界经济格局变迁与全球金融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会上作了精彩演讲。

以下是部分文字实录：

吴敬琏：

谢谢戴行长。原来我准备了一个20分钟的发言，现在可能可以稍微宽裕一点。我今天讲一个题目是在世界经济变迁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我们会议的主题是讲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我就中国在这个变迁中遇到些什么问题，我们希望他向哪一个方向变迁，而且作一个预测。

我先讲一讲我对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旧的格局的理解。当然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意见的。在上世纪大概60年代以后，逐渐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消费主义和高福利政策的影响之下，许多发达国家储蓄率是不断地降低，所以，储蓄对于投资的缺口就变得越来越大。我们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就利用了这种形势，促进自身的发展。利用这种形势，应该说带头的是日本，日本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执行了一种出口导向的政策。用进出口，去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因为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一直都是采取了用大量的投资去促进增长这样一种增长的模式。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投资率不断地提高，而消费率不断地降低。在消费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就会形成国内的消费最终需求不足。

出口导向政策有人把它叫做新重商主义的政策，就用各种各样的政策来保持出口的大幅度的增长。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不断增长的进出口。这个不断增长的进出口就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就能够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在实质上，是把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储蓄对于投资的结余的一部分用进出口的方式让渡给发达国家。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就是两类国家，它的储蓄对投资的失衡正好是相反的，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储蓄对投资有很大的缺口，而对于东亚国家来说，储蓄对投资有很大的结余。这样两个正好相反的，就像镜子里照相一样，正好相反的两组经济互相之间就形成一个互补的关系。这种互补关系对于我们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来说，在相当长时期里面变成了推动这些国家经济崛起的最重要的力量。

但是，这种格局是不能持续的。首先是在东亚国家和地区，陆续地从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开始，一个一个地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比较典型的就是日本和我们的台湾省。因为这种成功的执行了出口导向政策，它在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外汇结余大量地增加。外汇结余大量增加，为了维持本国货币的低估，中央银行就要不断地借助外汇市场收购外汇，保持本国货币的低汇率。于是就引起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的大量增加和流动性的过分地增长。它就引起了首先是资产泡沫的形成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当资产泡沫破灭以后，就出现了危机，比如日本在1990年出现的资产市场崩溃，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能够得到恢复。我国的台湾省、韩国等等，都是重复了这样的故事。

到了21世纪初，中国也感到了这个问题的压力。资产市场的泡沫形成，摇摇欲坠。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所以，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来说，这种局面已经不能维持了。在中国，我们大致上在2003年、2004年就开始讨论。在2005年，我们就开始了外汇的改革。现在看来，虽然从外汇改革进行的状况看，还是进行的比较平稳，我个人的估计，在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的汇率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大致上，我们现在的汇率水平是在均衡点附近。当然，这个不能完全取决于中国，也和其他国家采取的政策有关。更加使得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维持这种格局也是不可能了。这个镜像互补，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像东亚这样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新兴的工业国来说，它造成的结果是货币超发，是资产市场不正常，泡沫化，泡沫的崩溃就引起了经济危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的结果在形式上也很相象。

就我的理解，维持这个旧的格局造成的结果就是资产负债表的高杠杆化，过度的负债。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因为它是一个国际储备货币，它的货币的超量发行能够为世界各国国际经济所吸收、所承担。对于欧洲来说，那么就是表现为高负债。其实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有的经济学者把它说成是一个资产负债表危机，我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格局不能维持，就使得在我们对应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它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从短期来看，需要增加流动性，但是，从长期来看，是要去杠杆化。这两个短期的和长期的目标之间是有矛盾的，于是就使得我们全球来对应金融危机的过程变得很艰难，会有很多起伏。

在中国来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中国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从短期来说，它需要增加流动性，可是这是个短期的对应方式，应该说我们中国的宏观当局，包括我们的中央银行和我们的财政部门，用短期政策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应该说不打一百分，我看也可以打八九十分。但是，这个短期的应对不能够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根本性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它的问题是增长模式存在着问题，就是说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从1953年，从苏联引进了它的一种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用大规模的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投资带动经济的增长。它就会造成一个问题，我们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直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投资率不断地提高。可能是现在我们的投资率接近于50%，这样的水平是世界所没有的。它就会造成消费的不足，最终需求的不足。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仍然保持了高速度增长，没有发生很大的问题，原因是因为我们用了出口导向，这样的政策很成功，它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

但是，到了21世纪初期，我们已经认识到、感觉到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早在1995年就提出来要改变这种增长的模式，要从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1995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如果不能够在我们的增长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增长的贡献，那么，这个长期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特别是碰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提高了储蓄率，降低了印钞的水平的时候，高速度增长就不能维持了。所以，它就会碰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当出口的需求、进出口的需求降低，怎么才能够维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呢？他如果不能提高效率，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继续提高投资率，那么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不断地提高投资率，消费率是不断地降低，需求就变得不足。需求不足解决的办法是增加投资，增加投资的结果是使得最终需求更加不足。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中国从长期来看，急需要改变这个增长的模式，要提高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这才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合理的、合适的增长水平。

我对于到底是10%、8%，还是7%的增长率，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增长中哪一种因素的贡献更大。如果我们能够提高效率，对于增长的贡献的话，即使GDP增长速度低一些，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增长模式的改变虽然从1995年就正式列入了计划，可是，进展缓慢。

从1995年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列入我们的五年计划，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但是进展缓慢。我们是不断地总结为什么进展缓慢。1995年制定的“九五”计划，就是从1996年到2000年的计划，就决定了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其中一个就是增长模式的转变。“九五”计划因为是在一个大改革的背景下实现的，所以，应该说，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时提了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方式，另外一个根本转变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因为这两个转变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应该说，“九五”计划执行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经济效率有所提高。

但是，在“十五”计划好象情况发生了逆转。“十五”计划，应该说开头开得很好，就是本世纪初，城市化加速了，但是城市化加速应该说对于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是起着很大的积极作用。

在城市化加速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手里都掌握了一个很大的资源，这个资源就是土地。大量的土地资源，各级政府去征购的时候，从农民那里征购的时候，是按照农业生产的成果计价的。而在城市的土地出售的时候，又是按照城市的土地出售的。于是各级政府手里掌握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资源。用这个资源、用土地和土地抵押来的贷款，据说有几十万亿的投入，去发展那些产值大的，一般说来就是重化工业。所以，“十五”计划就发生了问题。

所以，“十一五”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主线。对于如何来解决体制上的问题，最近几年来有很大的争论，基本上是两种方向。一种方向是要强化政府对于整个经济的管控，或者就是要加强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就是前一个时候说的比较多的所谓中国模式，支持中国模式的人们往往说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因为有一个强势的政府，所以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才会有北京奥运、高铁奇迹和有一些地方。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要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看来，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个争论应该说作出了结论。就是我们要坚持70年代后期以来对中国来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路线，而且要进一步提高。所以，刚才我们戴行长和成思危先生都讲到，十八大作出的坚持改革开放的结论。

所谓坚持改革开放，它的方向是什么呢？代表大会说的很清楚，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各项制度，以便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加快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这句话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里面的话，从哪里转到哪里呢？实际上就是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一种发展方式。现在各方面正在热烈地讨论怎么来进一步实现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这个目标。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从“十二五”以来，特别在我们的学术界有了很多的讨论。

现在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能够认真地、坚决地克服各种障碍，执行下去，我们经济的面貌很快会改观。中国面貌的改观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改观，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最重大的意义就是中国会从一个提供制成品的所谓世界工厂、出口大国变成一个世界上也许数一数二的消费市场，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也许这就是我们能够为世界作出的贡献。所以，实现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宏伟目标，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是巨大的福音。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核心提示：1991年从10月17日到12月14日，一共开了11次经济学家座谈会。与会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发言中反驳了当时的倒车论调，强调了改革的市场方向。

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二十周年之际，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中国经济也在新的高度上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口，从20年前的历史转变汲取经验和力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20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扭转了曾经喧嚣一时的回到“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为主”的错误方向，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在我国的改革征途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按照十四大确定的目标所进行的改革，努力开辟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

“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是来之不易的，在以后的岁月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改革，更是历尽艰难曲折。”吴敬琏表示，“回顾二十多年前，确立改革目标和推进实际改革过程中决策层和产学各界共同研讨和互动的情况，对于我们重启改革议程，实现中国改革的再出发十分有益。”

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一目标制定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50条”)，然后从1994年起开始了经济体制的系统改革。再经过1997年中共十五大开启的“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改革，在20世纪末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

不过，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的经济体制仍然背负着命令经济的沉重遗产。这种情况的延续下来，就形成了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经济”的过渡性体制格局。这种过渡性体制正阻碍着中国的技术创新，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他解释，一方面，由于政府具有主导资源配置的能力，导致以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产生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腐败蔓延难以制止。

这种“半市场、半统制经济”的体制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一种前途是深化改革，建立法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在规则基础上运行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前途是强化政府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管控，使中国经济堕入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有的作者也使用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用语，但是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所谓“政府掌控驾驭下的市场经济”。市场交换是自主和自由的交换，“政府掌控驾驭下的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吗？吴敬琏认为，“如果政府在市场之上起资源流向的最终决定作用，那也就无所谓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无所谓市场经济体制了。”

下一步该怎么走 ？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还是沿着强化政府行政干预作用的统制道路前行？吴敬琏认为，只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捅破市场经济这层纸很不容易

《21世纪》：粉碎“四人帮”以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改革目标，实际意义是什么？

吴敬琏：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前，对于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官方有两种正式的说法：一个是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另一个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实，一些经济学家1987年已经意识到， “商品经济”概念不那么准确，没有反映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本质特征。所以，在中共十三大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就在小组会讨论时提出 “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的建议。十三大以后，广东一些经济学家组织了6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研讨会”，主张采用“市场经济”概念。

但是，这种意见并没有成为共识。十三大报告采用的提法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龚育之说这“离确认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是，只隔一层纸了，但终归还“隔着一层纸”，而且捅破这层纸非常不容易。

《21世纪》：当时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似乎并没有继续下去？

吴敬琏：1989年夏季出现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后，有些人把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转变为 “姓社姓资”的政治问题，把经济理论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他们运用比80年代初期批判“商品经济论”时更加“上纲上线”的论据和语言，断定“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而“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于是“市场化”被说成“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这种大规模批判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很大的混乱，使他们无所适从。

1990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织的一次讨论经济形势的会议上，薛暮桥等少数几位经济学家提出，要继续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是，他们不敌“计划取向论”者人多势众，没能动摇“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主流提法。

1991年中央召开11次座谈会是大讨论的高潮

《21世纪》：在“计划取向论”政治上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中共十四大的转机是怎样出现的呢？

吴敬琏：据我观察，转机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使“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形势暴露得十分清楚；另一方面是由于邓小平讲话。在邓小平1990年12月到1992年2月多次讲话的鼓舞下，主张改革的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做了认真的努力。

现在我们都可以在《邓小平文选》里看到，从1990年末到1991年初这段时间，邓小平两次发表关于市场经济的重要谈话。

一次是1990年12月24日，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开会前夕，邓小平在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另一次是1991年1月至2月间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的谈话。邓小平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21世纪》：当时很多人知道，上海《解放日报》从1991年3月开始，以“皇甫平”的笔名陆续发表原《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等人根据邓小平后一次讲话精神写的四篇文章。但在文章发表后却遭到围攻。当时的实际形势是怎么样的？

吴敬琏：在当时，一方面，“计划取向论”者的确可以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还拥有的权力压制正确意见。另一方面，在领导层里还有不少人是拥护邓小平的改革主张的。

例如，朱镕基1991年4、5月间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在我去看望他的时候，向他反映了经济学界对主流媒体批判皇甫平的不同意见。他当时明确告诉我：皇甫平文章的基本内容，都是邓小平春节时对他本人讲的。“现在有人要批判。他们要批判到哪里去？！”临别时，朱镕基要我整理一份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历史的材料。后来，这份材料也转到了江泽民总书记那里。他也约我讨论过争论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21世纪》：在您的论文集《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有一篇是您在中共中央领导1992年下半年召集的座谈会上的三次发言。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座谈会的情况？

吴敬琏：在1991年秋冬，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和经济学家一起讨论三个问题：一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二是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三是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10月17日到12月14日，一共开了11次会。这是1989年以来大讨论的高潮。其中，第三个问题花的时间最多，座谈会开了5次。正是在这5次会上，与会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张卓元、杨启先、傅丰祥、林毅夫、周小川、郭树清、陈东琪等都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反驳了当时的倒车论调，强调了改革的市场方向。

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这个系列座谈会有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是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领导人和学者之间互相插话，平等地进行讨论。

第二是讨论的主题，不是简单地提出什么样的政治口号或者改革目标用什么名称这样的表面问题，而是从理论和历史相结合的层面深入探讨体制、机制及其效应问题。像我自己，除了在会上做了《加快改革进度，开辟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发言，还给会议参加者分发了一篇介绍资源配置与计划、市场关系的背景文章《市场机制与资源配置》，为我的政策建议提供理论论证，指明经济改革的实质，是“改变资源配置方式，扩大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周小川在发言中指出，市场经济体制有两项主要功能，这就是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励机制。这些都反映了现代经济学的成果。

致信中央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

《21世纪》：1992年1月到2月间，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视察，直接面对群众发表南方讲话，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采用这种方式回答这个长期争论的难题，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就为科学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政治条件。1992年4月30日，您曾向中央领导提出过一份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建议。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份建议的来龙去脉。

吴敬琏：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提法，是我多年来考虑的一个问题。再加上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和副总理朱镕基来中央工作以后，先后向我了解过关于计划和市场提法演变过程的情况，这更促使我考虑在这方面有所建言。1992年4月初，北京的一些经济学家在香山开会，请上海市的几位同志介绍他们的发展战略设想。我在会上的发言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争论的历史讲起，强调正确的发展战略要以市场体制作为它的制度基础。两位朋友觉得讲得不错，鼓励我把有关的意见向中央领导提出。于是，在李剑阁的帮助下，由我写了这份给中共中央的建议书。

建议书有两部分内容：一是“十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介绍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提法的演变。二是“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希望在中共十四大上， “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的概括”，并提出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个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一个是最低限度的方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理想的方案。后一方案的好处，是能够更加鲜明和准确地表达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

十四大正式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21世纪》：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改革有何意义？

吴敬琏：十四大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共识。重要的是在十四大开会以前做的大量工作。

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十四大“定调讲话”，可以看作是前期研讨的总结。他在这篇讲话中，指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在当时理论界对改革目标提出的几种提法中，他明确表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现在重读这篇讲话，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作为政治领导人的江泽民总书记不但比较了几种提法的优缺点，而且对市场体制、市场机制作了经济学的解释。例如，他批评有些人“很少看到市场对激励企业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看不到市场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看不到它对优化资源配置所起的促进作用”；指出“市场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它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把稀缺物资配置到能创造最好效益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带来压力和动力”。

江泽民的讲话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几乎没有什么反对意见。这样，中共十四大就正式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四大决定对市场经济体制给出的科学界定，直到现在看，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现在，有些文章也使用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用语，但是强调“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政府掌控驾驭下的市场经济”。市场交换是自主的和自由的交换，在政府官员掌控驾驭下的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吗？其实十四大决议说得很清楚，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如果政府在市场之上对资源流向起最终决定作用，那也就无所谓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无所谓市场经济体制了。

《21世纪》：随后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吴敬琏：确定目标模式只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奏，重要的是市场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需要通过一套复杂的机制才能实现。因此，在目标模式确定后，接下来就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这项规模宏大、参加人数众多的研究工作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形成了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50条决定》)。这个决定按照整体改革、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包括财税体系、金融体系、外贸体系和外汇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国有经济等子系统的改革，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做了比较细致的安排。从1994年开始，政府按照《50条决定》的规划进行了大的改革。到新世纪之交，初步搭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就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制度条件。

要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21世纪》：世纪之交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只是初步的吧？

吴敬琏：当然是这样。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命令经济旧体制遗产，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体制远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充其量可以叫做“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吧：

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一部分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在很多领域的资源配置中起着支配性作用。比如各级政府往往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再配上信贷资源，来营造GDP的高增长。其次，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制高点，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在涉及这些大型集团时，不论是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部门退出还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步伐都放慢下来，甚至在一些重要行业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第三，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并运用大大小小的行政权力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比如，经济过热以后，一些政府部门往往以“宏观调控”为名，加强了对市场和企业的控制和干预。这些都妨碍了市场机制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其实中共中央是认识到这一点的。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明确指出来，现有体制在许多重大方面“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使之逐步完善起来。

《21世纪》：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执行情况怎样？

吴敬琏：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很好的《决定》。遗憾的是，有些人不把中国经济的茁壮成长归因于改革开放，却把它归因于“强势政府”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超强权力，于是在“半市场、半统制”的体制中，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统制不但没有削弱，相反还不断增强。

这样就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

第一个是，以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旧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

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正式写进了“九五”(1996-2000)计划。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大改革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在“九五”期间上还有所进步。但到了21世纪之初，又开始向旧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回归。2003年以后，各地都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资，要求实现产业的“重型化”，希望用这种方法来支撑GDP的高速度增长。所以增长模式非但没有转过来，甚至还有恶化的情况。

为此，“十一五”(2006-2010)规划就再次规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却发现增长方式仍然没有转过来。在“十二五”规划制定的过程中，这个议题提到了更高的政治高度，指出“转型刻不容缓”的问题。

但是，由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体制性障碍未能得到消除，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一直转不过来，从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诸如资源匮乏、环境破坏，以及宏观经济上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压力剧增，一直到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大众消费不足等社会问题愈演愈烈。

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是，由于政府手里掌握太多太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官员利用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权力寻租的庞大基础。这个庞大制度基础造成了腐败活动的制度性蔓延，导致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新改革共识可以形成

《21世纪》：下一步该怎么改，有没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吴敬琏：我认为，当前形成改革共识的可能性比较高。中国的改革历来都是由环境的压力促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矛盾和困难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在矛盾激化、问题丛生的背景下，关于要不要改的问题，开始在多数人中形成新的改革共识。随着体制弊病和增长方式缺陷导致的严重问题的暴露，今年以来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有利于推动中国改革的前进。

《21世纪》：2011年制定的“十二五”规划指出，“十二五”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是改革，要求“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那么，到底该怎么改？

吴敬琏：正如前面所说，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一个从旧体制转向新体制的过渡性体制。这种过渡性体制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一种前途是深化改革，建立法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在规则基础上运行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前途是强化政府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管控，使中国经济堕入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种过渡性体制是此消彼长，还是此长彼消呢？ 换句话说，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前行，还是沿着强化政府权力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

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倒退是绝无出路的。我认为，只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21世纪》：您刚才提到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也就是说单纯靠经济改革不够的，还必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吴敬琏：政治体制改革包含法治、民主和实施宪政三项基本内容。三者紧密联系，甚至存在一种相互界定关系。所以，这三者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远大目标来说，实施宪政当然是最根本的；但是从实施重点来说，我觉得可以先从法治入手。

现代市场经济与法治密不可分。传统的、早期的市场经济，可以建立在熟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因为熟人之间违约的成本很高。而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非人格化的市场经济，其正常运转则必须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无论是产权的保护，还是合同的履行都是如此。可以说，没有法治，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所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就要大力推进法治，建设法治国家。

建立法治国家，也有一个如何着手，如何实施的问题。在我看来，建立法治国家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全民中树立法治观念；二是完善立法；三是实现司法公正。在这三项中，立法方面要相对较快一些。至于实现司法公正，更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21世纪》：您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有何预期？

吴敬琏：我们期望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建立新的改革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扎实的研究工作，尽快制定出新一轮改革的总体规划，加快全面改革的进程。

(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靠投资拉动经济突出的两个样板，一个样板就是高铁，一个样板是有几个省份超高速的增长存在的问题。

【编者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表示：中国靠投资拉动经济突出的两个样板，一个样板是高铁，一个样板是有几个省份超高速的增长存在的问题。吴敬琏表示，因为中国目前高铁建设用的是超级政企合一的企业，运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建设，结果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用这么多资源普遍进行建设，留下来几万亿的负债，而且铁路主要资源用来建高铁是资源误配。此外，某个省连年GDP增长都达到了14%、15%的水平，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吴敬琏：

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存在很大问题，而根源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问题，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引用了前苏联斯大林的路线即做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发展方式，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大规模投资，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近些年中国的金融系统有了很大的变化，跟国际接轨，机构的设置及某些市场的运营方式都运用了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是因为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改变，旧体系的许多东西在金融体系里仍然有影响，通过金融系统分配资源的功能，保证能够抽取更多的资源来完成国家经济的目标，把攫取型的体制叠加在市场体系上，造成了现在的种种问题，而这种发展方式造成的后果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显。

吴敬琏表示，最近他到一些地方去的时候看到各地地方政府都很着急，希望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否则财政问题、社会福利问题都难以解决，但是目前解决的办法仍然是投资，大规模的投入，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各地为保增长的投资规划达到了17万亿，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他还称，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虽然在现象上跟西方金融体系最终的结果很相似，但是所有的机制都是反过来的，中国的储蓄减投资有大量的剩余，于是用了出口导向政策，用这部分剩余填补发达国家储蓄投资的缺口，但是结果的表现是一样的，也是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以及证券的泡沫。

铁路主要资源用来建高铁是资源误配。吴敬琏在现场举例讲了中国靠投资拉动经济突出的两个样板，一个样板就是高铁，他表示，高铁是需要发展的，在某些企业经济活动比较密集、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建设高速铁路，哪怕是亏损的，也是有利的，因为有外部性作用，比如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对于经济的影响就是重要的。但是因为中国目前高铁建设用的是超级政企合一的企业，运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建设，结果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用这么多资源普遍进行建设，留下来几万亿的负债，另外，交通方面的科学家早就提出这样的问题，铁路现在的短板是在货运，而不是在客运，中国现在把主要资源用来建设高铁，高铁是客运，这是资源的误配。

另外一个样板是有几个省份超高速的增长存在的问题已经相当危险，某个省连年GDP增长都达到了14%、15%的水平，投入越来越多，按照本地GDP的总量来说，去年的投资率大概是89%，今年上半年的投资率则达到了本地生产总值的120%，吴敬琏表示，只要稍微有些经济学素养或者对过去历史有知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针对高铁建设和背后经济增长模式，吴敬琏表示担忧。

吴敬琏说：“现在对付经济下行的主要办法仍然是应用所谓的中国模式优越性，用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大量投入。”他认为，这种做法的消极后果已经越来越明显，最突出的是两个样板，一是高速铁路，二是若干省份不可持续的超高速增长。

最近6年间，高铁建设飞速发展。截至2012年7月底，国内已建成投入运营的高铁共有21条，总里程达6894公里。

吴敬琏强调，把主要资源放在高铁建设上，是资源误配。他表示，在企业经济和人口活动密集的地区建设高速铁路，哪怕是亏损，也是有利的。可是铁道部这一“超级政企合一企业”，运用了国家力量来进行建设，造成了许多问题，“比如交通方面科学家早就提出，铁路现在的短板是货运，而不是在客运。咱们把主要资源用来建设高铁，高铁是客运，这是资源误配。”吴敬琏解释。（选自吴敬琏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讲话，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