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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从国企改革到改革国企

中国经济改革一直都不乏争议和讨论,但很少有话题像国企改革这样三十年来争论不断。

从改革之初的"放权让利"到近年来的"做大做强",再到十八大提出"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企数量在减少、体量在增大、实力在上升,但非议却并没有随之减少。其中最典型的例证便是,"国进"时必定伴随着"民退",而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私营经济本该占据支配地位。

这或许意味着,国企改革当有新的方向。

有人提出,不妨借鉴三十年前"放开增量、逼改存量"的思路,在所有营利性领域,包括资源性行业,引入更多国企和民企,以竞争倒逼垄断性国企改革。然而,问题是,如果垄断性国企在资源获得、执照审批等领域的特权不废除,有多少民企能够真的进入,又怎能与之争锋?

也有人建议,国企改革应当遵从私有化原则,从放开股权开始问题。然而,如果只是放开股权和资本进入,而不破除垄断,私人垄断会比国企垄断更好吗?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他认为,国企改革应当从废除国企特权开始,包括要求国企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地租和资源税、不应再享有贷款优先权和优惠利率、取消政府补贴和废除垄断权等。在此基础上,要求国企逐步退出所有营利性领域。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以宪法为指导的、旨在承接公益性项目的"公法企业",以取代现有的国有企业。

经济观察报: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一提法与之前的"做强做硬"以及更早的"做大做强"有什么不同?

盛洪: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强调国企应当继续发展壮大,从国有企业管理层出发考虑问题,而非从全体人民的角度,这个定位是不对的。但是相比以前的提法,十八大没有再强调扩大国企的规模,要求也弱一点。这已经是一种改进,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点改进并不够,离改革的要求还很远。

经济观察报: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经济转型。国企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盛洪:国企管理层会阻碍这一进程。国企的这个机制就只会降低效率的。因为它占有大量资源,但却没有竞争压力,效率很低,甚至还会形成垄断,因此也没有动力去进行创新。这跟努力创新去赚取利润的民营企业有本质的不同。

经济观察报:有一种说法是,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是为了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允许民企进入战略性领域,会不会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

盛洪:其实战略物资是在竞争的情况下而不是垄断的情况下更安全。比如说石油,美国的石油行业就是靠民企,有很多的竞争,尽管公司的数量不多。但是这并没有造成美国国家经济的不安全。而有证据表明,我们国家几次油荒都是垄断国企有意造成的。到底是竞争性的石油行业更安全还是垄断性的石油行业更安全?当然还是竞争性的更安全。

经济观察报:国企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继续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盛洪:我现在说"改革国企",而不是"国企改革"。因为这场改革更多要靠外部力量,而不是内部力量,虽然国企内部也会有支持改革的力量。

外部的动力应当来自全社会。当然,"全社会"这个词太抽象,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外在动力。最大的动力应该来源于中央政府。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央政府不愿意改革国企,因为国企缴了很多税,但是事实上,如果政府把石油开采权交给民营企业,它们也会照样缴税的。国企并不会超越税法去缴税。

此外,对于优秀的国企管理者来说,也只有消除垄断,成为与民营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其企业家能力才能受到肯定。

除了中央政府,另外的动力则来自于民企。它们一直就受到国企挤压,在市场上面对着国企不公平竞争。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提出过"第二次国企改革"。它是否仍然是你建议的国企改革路径?

盛洪:国企第一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放权让利"。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次改革是失败的。所以我提出了第二次国企改革。

首先通过废除国企享有的特权,将它们变成平等的市场主体。比如,要求国企按照市场价格缴纳地租和资源税、取消国企优先和优惠地获得贷款的特权、停止政府补贴、百分之百缴纳利润、废除垄断权等。其次,它要求国企逐渐从所有营利性领域,而不仅仅是竞争性领域,完全退出。比如说房地产行业,国企就不应该进入。

经济观察报:废除国企特权必然招致利益集团的反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盛洪:这是策略问题,要利用来自别的利益集团的压力:让更多的企业,包括民企和国企,进入国企垄断的领域。企业越多,垄断越小,利益集团就越分散,取消垄断权就会慢慢顺理成章。问题是,现在很多领域,比如说石油和电信,都是不允许别的竞争者进入的。

此外,政治上的压力也很重要。消费者和民营企业的压力可以成为破除现有利益集团的力量;人大对垄断企业施压也显然比行政部门出面去谈的效果好。

经济观察报:除了引入竞争,还有一种改革的思路是私有化。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盛洪:我并不反对私有化,国有股份的退出也并不是企业就没有了。但问题是,如果只是谈私有化和股权改革,而不首先消除垄断,私人垄断恐怕会比国企垄断更可怕。

我认为,企业内部的改革不如企业外部的竞争有效。中国改革的经验就是从增量改革开始。

经济观察报:现在是不是一个让老百姓分享国企发展成果的正确时机?如果是,可能的渠道会有哪些?

盛洪:这个恐怕不需要谈论时机的问题。国企的股东本来就是全体人民,国企管理层应当把所有的利润交给全国人民,而不是人民去向他们乞讨。要实现人民对于国企利润的真正分享,就要把股权,而不只是利润,放入社保基金。现在的情况是国企的资金,包括利润,都是由"内部人"控制,而老百姓作为股东没有任何发言权,只能求着国企管理层放一点利润到社保基金里。但是,即使将股权转移到社保基金也只是暂时的。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应该要求国企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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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如高王凌)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佃农向地主交纳的实际地租,要明显低于合约地租,甚至在地主与佃农的冲突中,官府更多地倾向于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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