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一词更接近公共外交，显得更加 中正、温和、理性

前不久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里，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说，“宣传”（propaganda）一词已经被用滥了，与其原初的本义相去甚远。“不管哪本字典，它都注上了，有点‘强词夺理’的意思，那么我觉得我们是善意地表达中国，所以我就改成了‘向世界说明中国’。”

宣，本义是公开说出、散布、疏导。在东汉末年，已见“宣”“传”二字合用，但不含褒贬，是个中性词。在西方，宣传的本义是“散播哲学的论点或见解”，但在英语propaganda的词根中，借植物栽种、接木而含有强行传播之意。现代意义上的“宣传”一词，源于162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创立的“信仰宣传圣会”（Congregation for Propaganding the Faith），当时该会就简称为Propaganda，其主要使命是传播宗教教义。

赵启正说“宣传”有点“强词夺理”的意思，是基于现代意义上的理解。当“宣传”被放在政治脉络中使用，它就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的味道。将“宣传”工具运用得最为登峰造极的，当属戈培尔（被认为是“创造了希特勒的人”）。作为“帝国人民启蒙和教育部长”“帝国文化部长”，他掌控着异常庞大的宣传机器。戈培尔有一句名言：“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这是其宣传手段之一：只提供选择性的信息源。他还有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这是另一个常用的宣传手段：灌输。灌输就是“将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系统地输入人们的头脑并不断强化”，简单说就是“洗脑”。

“洗脑”式宣传，对分辨力较强的成人而言，可能功效甚微，但对于像白纸一般的孩子，的确有效。在齐奥赛斯库统治时期的罗马尼亚，他的声音每天通过广播和电视，飘荡在空中，成为一种空中控制。“每个公民熟悉这声音就像熟悉掠过的风，飘下的雨……同样的内容翻来覆去，和天天打交道的日用品一样熟悉。”（赫塔·米勒语）赫塔·米勒在失业期间，曾到一家幼儿园代课。她发现这里的孩子已习惯唱自己根本不理解的“颂歌”。她试图教孩子们唱一首接近自然的《雪之歌》，却遭到园长的呵斥：“这首歌大纲上根本没有！”她问孩子们是否想唱《雪之歌》，孩子却说：“老师，我们应该先唱颂歌。”米勒问：“是你们想唱，还是必须唱？”孩子们齐声喊道：“我们想唱！”米勒不由得黯然神伤：“毁灭在幼年即已完成！”（《红花与棍子》）

二战结束后，有学者调查了大量的纳粹士兵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充当希特勒的屠夫。结果发现，这些毫无人性的杀人恶魔几乎个个都称得上品行端正，从小就立志做祖国的忠诚战士。这就是纳粹式宣传的巨大功效。

作为经历过“文革”余温的一代人，我对“灌输”式宣传也有类似的个人记忆。在我刚刚记事的1970年代后期，农村每家每户的房门上方，都有一个纸广播。这是一种非常简陋的有线广播，通常是纸质的，广播时间好像也只限于早晚间新闻。每天天刚亮，纸广播就开始响起，然后就是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各位听众，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我一直很好奇，“报纸摘要”，“报纸摘要”，到底是一种什么神奇的药？这种最初的困惑，造成了词与物的分离，一些词从一开始就异化了。当时几乎所有非手工制作的日用品上，都有宣传标语。我记得母亲的镜子上印着“把农村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但母亲是个文盲；喝水的杯子上印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让我很长时间不敢拿那个杯子喝水；在我的床头放着一个纸箱，上面印着一行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就很奇怪，“阶级斗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竟然这么灵？我每天都是在默念这句话中睡去的，差不多成了一个催眠符。

当语言被用作宣传的工具，我们的生活里就会出现大量的“词语怪物”。许多看似平常的词汇，都暗藏着精确的政治态度和历史断层。比如在我的家乡，很多中老年人还将乡政府称为“公社”，将商店称作“合作社”。这些宣传过剩时期的历史遗留物，本身就像在讲故事。

赵启正不愧为“中国新闻官第一人”，他用“向世界说明中国”来代替“对外宣传”，说明他已意识到“宣传”一词的异化。“说明”一词更接近如今大家都在说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也就是直接面对国外公众去交流、解释自己的价值观和政策。中国古人讲“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达”。从“宣传”到“说明”的转变，既是一种“正名”，也是一种姿态的转变，显得更加中正、温和、理性。

（作者为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