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3年夏季高峰会”于2013年8月23日-25日在合肥举行。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谈市场规则，他认为邓小平非常清楚的是党政要分开，要把政治和经济分开，然后又提出的是政企要分开，政府管的是市场规则，把你的法理弄好了，市场要交给企业家折腾。只要他没有违反你的法，你就让他去折腾。就像踢球，不能说不犯错，不犯错怎么有犯规，怎有黄牌和红牌一说？

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

张维迎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政府应该是制定法律和规则的人，但是你这个法律和规则得符合天理。如果政府制定了一个法律和规则不符合天理的时候，人们就被逼得不得不推翻它。我们今天是到了安徽，为什么？我们起码很清楚是因为小岗村推动了中国农业的改革，市长说小李庄是走在前头，但是为什么小李庄没有人知道而小岗村有人知道呢？是因为小岗村按了手印。为什么按了手印的被知道呢？就是说他是找事。他一找事就被大家知道了，知道以后就把法改了，让发更符合理了。其实，小岗村做的是一个新鲜的事吗？不是。因为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了三自一包了。因为我们的法不想让三自一包滋生更多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文革就把它砍掉了，宁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后来人们发现没有苗就生不出粮食了，人们会被饿死，你要社会主义的草有什么用啊？养不活人。所以从理上是不符合天理了，于是人们不得不生产资本主义的苗，让它长出麦子和稻子来，喂饱我们的肚子。

这个事恰恰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的经济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追求政治目标而结合起来的政党，那么它和经济之间就是对立的。你们常常自检政党一定是为政治目的而成立的，但市场经济和政治目的常常是对立的。如果我们是一个既有符合天理的法何必要去找事呢？那不挺好吗？又符合天理又合法的，就按照这个办吧？恰恰是因为我们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老想找一个特色，于是就和法和天理之间有了一个冲突。为此，人们不得不找事。

我们看看小岗村给我们的教育意义是什么？邓小平非常清楚的是党政要分开，要把政治和经济分开，然后又提出的是政企要分开，政府管的是市场规则，把你的法理弄好了。市场要交给企业家折腾，只要他没有违反你的法，你就让他去折腾。就像我们踢足球不能说底下人都不犯错误，不犯错误怎么有犯规一说，怎么有黄牌和红牌一说呢？实际在游戏规则里是允许合理地犯错误。什么叫合理？就是不让你赢这是我竞赛的基本的道理。要是让你随便赢我就不守着，你往大门里踢，但竞争中会不会有犯规呢？有，因此有黄牌和红牌，如果这个企业红牌多了就被罚下了，不可能用不平等的方式竞争。这两者之间大家更多选择的是除非不得以，最高别犯规，别被红牌罚下才能保持双方都有竞争力。

而现在的社会如果做了一个规定，不允许有犯规和红牌，这个不符合天理了，于是我们就出现了张维迎教授刚才说的有吴英案等这样那样的案件。你不能说他一点没有违反法规的地方，但是不是因为他违反了一点就把他弄成死刑呢？这就是理和法之间的对抗性问题。我觉得我们所做的大部分的推动改革的事情是因为它逼得我们不能不用这样的方法对法律提出挑战。如果每个人都不提出，那这个法律就不可能进行修改，也就是说，邓小平在1979年实行“三资法”的时候，他自己就知道这是违法的，因为那时候土地是不允许租赁的，你们可以看看法。为什么我们现在叫82宪法呢？是因为发现1979年的这些规定《合资法》、《独资法》、《合作法》都违反规定，所以1982年要修改《宪法》，宪法修改成土地归国家所有，可以租赁和有偿出让。这个变化是为了往这边为了让外资开放进行，那边就不得不做土壤，把宪法修改为国有。现在发现，它又违反了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是当时完全私有就可能更好了，就不会有今天出现的这一系列土地矛盾、土地财政等问题了。可是当时为什么不行？是因为在中间有些人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卖国贼，因为你又会回到49年以前的租界。于是，邓小平不得不退一步说我就国有化，在国有土地上进行租赁不就没有租界了吗？于是这两者之间永远是相互博弈的过程，我们整个的改革过程包括了企业家说到，邓小平一旦把盒子打开了，要想进行改革就不得不解决中间的矛盾。如果老师坚持原来的什么东西，只能守住原来的什么什么东西，那么你就没有改革的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允许大家摸石头、碰石头、犯错误的过程，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在现有基础上前进的。

我们看看美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像科斯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一样是要有一个思想市场，美国很重要的是有思想开放，它没有本来的我们的大汉民族，他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可是后来的人是包罗万象，所以他的市场是可以任意胡思乱想的市场。但这创造了多少的价值呢？比如说科幻片慢慢地变成了科技的真实。像微软、互联网，像英特尔。在最初的电影片里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都是幻想，但今天都变成了现实，是因为它允许胡思乱想，最后导致挑战我们的现行规则，让规则更符合于法理、符合于良知，变成了我们现实可以看到的实物。在中国不允许胡思乱想的时候，所有的创新在萌芽中就被杀死了。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挑战、推动和呼喊，用我们的行动力来推动中国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