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克钢:企业家最不愿意社会动荡
只要进入一个常态社会,企业家议政也会变成一个常态。我还是希望对于企业家议政的容忍度要扩大,边界要拉伸。因为企业家一定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力量,一定会缓冲、冲抵社会的暴力和动荡,企业家是最不愿意社会动荡的。
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众人之治就是政治”。任何一个时期,总是有一批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组织、思考并实施的人,而企业家团体中就不乏这样善于思考的人。
企业家议政空间这个话题,还是要从中国现在的基本政治环境和企业家的生存状况来谈起,这样可能更有现实意义。
企业家议政的“正常”与“不正常”
有人说“企业家议政”是一个伪命题,我不这样认为。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从依靠意识形态治理走入世俗化治理,从绝对的权威主义进入到多元化社会,在这个转型期肯定有无穷的矛盾和问题,要求哪个阶层不说话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是撑起中国经济的企业家群体。
而我们所谈论的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亦有它的合理性。
前段时间,工商联一个领导公布了一组数据:现在中国经济里面五成的税收,六成的GDP,七成的出口,八成的消费品,九成的就业全部是由民营企业贡献的。民营经济组织已经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企业家要为他的企业、生存空间、投资环境发出声音是很正常的,特别是大型企业、行业龙头,其本身就跟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政治社会的一个风吹草动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企业家是人啊,这个“人”的社会属性就是有诉求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取得了蓬勃发展,就在于政府让渡于民营企业的空间增大,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实际上出现了一种政治精英、企业精英、文化精英多元发展、利益共享的一个局面,但随着经济发展的高速前进,随着垄断资本、权贵资本的形成,现在变成了一个“一家独大、赢家通吃”的现象。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他们当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现在企业家也老在议论政治之事,这也是一个社会错位。就像是裁判下场踢球,运动员老讲你应该怎么吹哨,观众老在那儿说,我如果在踢球会踢得更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所谓企业家议政,这好像正常,也不正常。
议政空间有多宽
通常情况下,民营企业家议政大概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类是对总体政治层面的议论。因为很多企业家本身就在政治体制里面呆过,比如说邓小平南巡后催生的“92派”企业家,像陈东升、田源、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人,他们是从体制里面出来的,本身就有很好的政治训练和很好的社会管理训练,这群人是有很强烈的士大夫精神、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针对的问题都是比较宏观的、高屋建瓴的。这一批人的观点可能是社会大众最愿意听、政府最不希望他们讲的。
第二类议政是行业性的。比方说房地产商人关注房地产的行业政策,水泥商人关注水泥市场,做矿山的关注矿山,这种行业性的议论,虽然跟社会有关系,但更多的是跟他自身的利益特别相关。这种层次的议论,政府的尺度就要宽很多。
第三类议政大概就是属于政府最喜欢的,钦点命题,我出题你来讲。
那么,空间到底有多宽?按照一个宪政的国家,按照言论自由和人的思想无罪这样一个标准来看,那企业家议政想议多宽就多宽,行为是要受到边界制约的,议论和思想是不应该受到制约和惩罚的,这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但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议政空间还有限。
我经常讲,一个社会包含三个阶层:执政的党政阶层、企业家阶层和社会民众阶层。三个阶层组成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最合理的状态是处于一种等边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和谐社会,如果其中一条边扯得太长,就破坏了和谐。
只要进入一个常态社会,企业家议政也会变成一个常态。我还是希望对于企业家议政的容忍度要扩大,边界要拉伸。因为企业家一定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力量,一定会缓冲、冲抵社会的暴力和动荡,企业家是最不愿意社会动荡的。
政府该离企业多远
有人又提出质疑,说企业家积极进入政协、人大,跟政府靠拢,是为了谋取企业发展私利,是为了获取某种特权。
我不否认某些人有这样的动机。
但人类社会里面,政经从来都是互动的,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只要有政治、经济的社会活动,政经总是在互动。
按照传统的政治学,资本最后决定社会的走向、发展,比如西方国家实际上就是资产统治社会,企业家实际上是政治家背后的推手,这个对不对暂且不说,从这儿可以说明在资本高度发展的阶段,企业是要发出声音的。
我在美国留学多年,看到美国的很多企业家最后从政,或者政府官员又到企业去工作,很多人都是自己价值的实现,因为在一个多元制约的社会里面,边界是很清晰的,社会资源的获得有一套明细的规则,就跟上行的汽车开右边,下行的汽车开左边一样的道理。
这又延伸出一个问题“企业家该离政府多远?”,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倒过来问:政府应该离企业多远?
只有在今天中国政企不分、党政不分、社会职责不清晰的状态下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裁判和运动员应该有多远?政府不能吹了哨子又在脚下帮着踢球,那这场球就没法打了。在经济运动场上打主力的本来就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抢哨子、吹哨子的情况还是很少。说白了,现在民营企业家也就是在政协讲讲话,发发牢骚,议政但不干政,而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政府这个裁判员吹着哨子、带着球就直接过去了,谁拦我就吹谁犯规,我自己一脚把球踢进去高兴得不得了。
当然了,不仅在中国,只要有现代工商文明和现代社会秩序的地方,政企关系始终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制约的关系,很多国家暴露出来的权钱交易、政商合一,特别在发展中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社会结构的调整,还是道德层面的回归。
那么,政府到底应该离企业多远?也分两个层次。
一个是整体的政府跟企业群体应该有多远?在这个层面上,政府在决定政策方针、社会发展中肯定应该跟企业有一种互动;还有一个是,政府的官员本人和企业家作为个体应该有多远?这个距离,当然是越远越好。这是关于个人情操、尊严的社会行为,人们痛恨政商勾结,这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情。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要健康发展,政治改革是绕不开的路径,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需要疾风骤雨般的改革,简单一点说,先把人大的权力还给人大,把政协的权力还给政协,这就是重大的进步。
作者为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红集团董事长
采访/整理:《商界评论》记者 谢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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