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克钢：企业家最不愿意社会动荡

只要进入一个常态社会，企业家议政也会变成一个常态。我还是希望对于企业家议政的容忍度要扩大，边界要拉伸。因为企业家一定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力量，一定会缓冲、冲抵社会的暴力和动荡，企业家是最不愿意社会动荡的。

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众人之治就是政治”。任何一个时期，总是有一批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组织、思考并实施的人，而企业家团体中就不乏这样善于思考的人。

企业家议政空间这个话题，还是要从中国现在的基本政治环境和企业家的生存状况来谈起，这样可能更有现实意义。

企业家议政的“正常”与“不正常”

有人说“企业家议政”是一个伪命题，我不这样认为。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从依靠意识形态治理走入世俗化治理，从绝对的权威主义进入到多元化社会，在这个转型期肯定有无穷的矛盾和问题，要求哪个阶层不说话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是撑起中国经济的企业家群体。

而我们所谈论的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亦有它的合理性。

前段时间，工商联一个领导公布了一组数据：现在中国经济里面五成的税收，六成的GDP，七成的出口，八成的消费品，九成的就业全部是由民营企业贡献的。民营经济组织已经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企业家要为他的企业、生存空间、投资环境发出声音是很正常的，特别是大型企业、行业龙头，其本身就跟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政治社会的一个风吹草动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企业家是人啊，这个“人”的社会属性就是有诉求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取得了蓬勃发展，就在于政府让渡于民营企业的空间增大，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实际上出现了一种政治精英、企业精英、文化精英多元发展、利益共享的一个局面，但随着经济发展的高速前进，随着垄断资本、权贵资本的形成，现在变成了一个“一家独大、赢家通吃”的现象。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他们当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现在企业家也老在议论政治之事，这也是一个社会错位。就像是裁判下场踢球，运动员老讲你应该怎么吹哨，观众老在那儿说，我如果在踢球会踢得更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所谓企业家议政，这好像正常，也不正常。

议政空间有多宽

通常情况下，民营企业家议政大概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类是对总体政治层面的议论。因为很多企业家本身就在政治体制里面呆过，比如说邓小平南巡后催生的“92派”企业家，像陈东升、田源、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人，他们是从体制里面出来的，本身就有很好的政治训练和很好的社会管理训练，这群人是有很强烈的士大夫精神、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针对的问题都是比较宏观的、高屋建瓴的。这一批人的观点可能是社会大众最愿意听、政府最不希望他们讲的。

第二类议政是行业性的。比方说房地产商人关注房地产的行业政策，水泥商人关注水泥市场，做矿山的关注矿山，这种行业性的议论，虽然跟社会有关系，但更多的是跟他自身的利益特别相关。这种层次的议论，政府的尺度就要宽很多。

第三类议政大概就是属于政府最喜欢的，钦点命题，我出题你来讲。

那么，空间到底有多宽？按照一个宪政的国家，按照言论自由和人的思想无罪这样一个标准来看，那企业家议政想议多宽就多宽，行为是要受到边界制约的，议论和思想是不应该受到制约和惩罚的，这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但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议政空间还有限。

我经常讲，一个社会包含三个阶层：执政的党政阶层、企业家阶层和社会民众阶层。三个阶层组成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最合理的状态是处于一种等边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和谐社会，如果其中一条边扯得太长，就破坏了和谐。

只要进入一个常态社会，企业家议政也会变成一个常态。我还是希望对于企业家议政的容忍度要扩大，边界要拉伸。因为企业家一定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力量，一定会缓冲、冲抵社会的暴力和动荡，企业家是最不愿意社会动荡的。

政府该离企业多远

有人又提出质疑，说企业家积极进入政协、人大，跟政府靠拢，是为了谋取企业发展私利，是为了获取某种特权。

我不否认某些人有这样的动机。

但人类社会里面，政经从来都是互动的，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只要有政治、经济的社会活动，政经总是在互动。

按照传统的政治学，资本最后决定社会的走向、发展，比如西方国家实际上就是资产统治社会，企业家实际上是政治家背后的推手，这个对不对暂且不说，从这儿可以说明在资本高度发展的阶段，企业是要发出声音的。

我在美国留学多年，看到美国的很多企业家最后从政，或者政府官员又到企业去工作，很多人都是自己价值的实现，因为在一个多元制约的社会里面，边界是很清晰的，社会资源的获得有一套明细的规则，就跟上行的汽车开右边，下行的汽车开左边一样的道理。

这又延伸出一个问题“企业家该离政府多远？”，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倒过来问：政府应该离企业多远？

只有在今天中国政企不分、党政不分、社会职责不清晰的状态下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裁判和运动员应该有多远？政府不能吹了哨子又在脚下帮着踢球，那这场球就没法打了。在经济运动场上打主力的本来就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抢哨子、吹哨子的情况还是很少。说白了，现在民营企业家也就是在政协讲讲话，发发牢骚，议政但不干政，而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政府这个裁判员吹着哨子、带着球就直接过去了，谁拦我就吹谁犯规，我自己一脚把球踢进去高兴得不得了。

当然了，不仅在中国，只要有现代工商文明和现代社会秩序的地方，政企关系始终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制约的关系，很多国家暴露出来的权钱交易、政商合一，特别在发展中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社会结构的调整，还是道德层面的回归。

那么，政府到底应该离企业多远？也分两个层次。

一个是整体的政府跟企业群体应该有多远？在这个层面上，政府在决定政策方针、社会发展中肯定应该跟企业有一种互动；还有一个是，政府的官员本人和企业家作为个体应该有多远？这个距离，当然是越远越好。这是关于个人情操、尊严的社会行为，人们痛恨政商勾结，这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情。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要健康发展，政治改革是绕不开的路径，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需要疾风骤雨般的改革，简单一点说，先把人大的权力还给人大，把政协的权力还给政协，这就是重大的进步。

作者为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红集团董事长

采访/整理：《商界评论》记者 谢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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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专栏, 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