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故事

重庆多年来一直处于媒体聚光灯下，此前人们很难想象它还能引发更大的舆论关注。发生换届之年的重庆故事，注定将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特定章节。

2012年2月6日，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并滞留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开新中国成立后未有之例。3月中旬全国“两会”结束后，重庆市原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职务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接替，举国震动。

重庆多年来一直处于媒体聚光灯下，此前人们很难想象它还能引发更大的舆论关注。发生换届之年的重庆故事，注定将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特定章节。

青萍之末

2012年1月，刚刚步入新年的重庆，一切都还在如常运转。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自元旦起，连续6天未出现在官方报道中，直到1月7日重庆市政协三届五次会议召开，薄熙来才重新出现在公开场合。

在重庆市本届人大政协的最后一届全体会议上，重庆市主要领导仍旧继续大谈“唱红打黑”这一重庆近年的施政招牌，“共富”这个词继续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一切都显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领导下的重庆市委，将继续推进自2008年起在这座城市推行的富有争议、又不容忽视的政策模式。

围绕着重庆推出的“唱红打黑”、公租房建设和国资管理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媒体曾把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概括为“重庆模式”。而重庆市也并不避讳这样的提法，2010年9月2日的《重庆日报》思想版上，就有重庆市委党校课题组对“重庆模式”进行探讨、进而总结出的《试论“重庆模式”的结构系统与特征》一文。同月的《人民日报》也发文，从住房探讨“重庆模式”。2011年，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更就“重庆模式”撰写成书，引发海内外热议。

不过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2012年的重庆，开始悄然发生一些变化。1月10日，在出席新闻媒体记者会时，薄熙来针对《香港商报》记者关于“重庆模式”的提问，表示“我们从没提过什么‘模式’”。这一讲话被认为是重庆方面对过去两年来，不断被热炒的“重庆模式”概念的降温。

在人事布局方面，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光国辞去主任职务，由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陈存根出任。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则获增补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并进而以市政协党组副书记的身份成为协管市政协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重庆将于2012年第二季度完成市委换届，现任市委常委的陈存根、何事忠两人均为1952年生，在换届时都将超过58周岁的提名年龄限制。因此提前安排两人转任人大、政协的二线职务，尚属正常的人事安排。

1947年2月出生的陈光国，在2012年1月还未满65周岁的正部级最高任职年龄，在人事安排中属于可退可不退的模糊地带。陈光国在距重庆市人大换届只有一年的时候交卸主任职务，新任人大主任陈存根的年龄则将允许他一直担任人大主任一职至2018年。2002年以来，地方各级人大主任职务一般由党委书记兼任，只有在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区和由政治局委员兼任党委书记的省市，才会出现专职人大主任的情况。因此，2012年初重庆市人大主任的变化，似乎透露出了重庆未来5年领导格局的端倪。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微妙之处，是陈存根和何事忠的职务安排。由于人大的行政序列高于政协，因此地方如果需要同时安排人大、政协的正职领导时，通常会安排资历较深的干部出任人大主任，由资历相对较浅的干部出任政协主席。

在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2002年成为副部级干部，在重庆市委13名常委中排名第4，仅次于3位市委正副书记。市委组织部长陈存根2006年晋升副部级，在重庆市委常委中排名第8，副部级资历和在重庆的工作时间都要短于何事忠。2007年才从人事部空降重庆的陈存根在重庆官场鲜少曝光，维持组织干部一贯的低调严肃形象。整个仕途都在重庆发展的何事忠，曾以市委宣传部长的身份成为重庆“唱红”运动中曝光率最高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陈存根、何事忠分别转任人大主任、政协副主席后，兼任的组织、宣传部长职务也将在5月市委换届前后交卸，从而拉开了重庆市委新老交替的帷幕。

王立军事件

如果说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是重庆“唱红”运动的标志性人物，那么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之于“打黑”，就已不仅仅是“标志性”这个形容词所能够概括的。这位被媒体冠以“打黑英雄”的公安局长，早在辽宁任职时就因勇于与黑社会势力斗争而闻名。薄熙来在2001年至2004年担任辽宁省省长期间，王立军曾先后任辽宁省铁岭、锦州两市的公安局局长，行政级别也由正处级晋升为副厅级。

2007年12月，薄熙来调任重庆市委书记。半年后，王立军从辽宁调入重庆，先后担任重庆市公安局主要领导职务，并直接领导了声势浩荡的重庆“打黑”运动。2011年5月，王立军的仕途更进一步，以全票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迈入副部级领导干部序列，同时仍旧兼任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职务。

2012年1月的重庆“两会”上，王立军以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身份出席了綦江区人大代表团的讨论。1月22日除夕夜，王立军还亲自上街检查安全工作，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以分管政法工作领导的身份出席公开活动。

2012年2月1日，重庆市委召开常委会，新闻报道显示，会议研究了“充分发挥工青妇作用，提高市民整体素质”的议题。重庆卫视播出的新闻画面中，还可以看到王立军身着绿色夹克，就座于会场后排，并记录笔记。

2012年2月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领域工作。”同日，重庆市政府公布了调整后的副市长分工，王立军分管了9个月的政法工作被交还给之前分管政法的副市长刘学普。副市长、民主党派人士吴刚原先分管的科教和工商市场工作被交由王立军负责。

王立军的这一工作调整，称得上是非常罕见的。此前，从政法部门基层成长起来的政法干部，从事领导工作的领域基本都限于政法领域，如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政法委书记、党委副书记、上级行政机构的政法部门领导等，如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天津市原政协主席宋平顺等。反而是从事经济或其他部门工作的干部，往往会借由调任政法部门领导，拓宽工作面和成长渠道，进而再转任其他部门干部。更不寻常的是，王立军的分管工作虽然被市政府表述为“经济领域”，但其分管的具体事务中更多是文教方面的工作，只有工商、质检等一小部分和经济事务较为相关，远非商贸、金融、经济开发、工业、财政等传统上更核心的“经济领域”。

这一切再加上王立军本人在重庆“打黑”运动中的象征性地位，立即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2月4日，王立军首度以分管科教工作的副市长的身份出席活动。2月5日，王立军又到市教委、重庆师范大学调研，并在讲话中表示，“每一项工作对自己而言都是新的挑战，也是很好的学习锻炼机会。”

2月8日上午，重庆市体育局长会议召开，分管体育工作的副市长王立军本应出席，却没有出现在会场。上午10时许，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由重庆市方面发布的“休假式治疗”这一表述，几乎是官方叙事话语中的一项创举。休养、疗养等词汇似乎不足以概括重庆市政府对王立军状态的描述，“休假”表明并证实王立军已不再在事实上从事政务工作，“治疗”则表明王立军不再工作的暂时性和原因。看似生硬拗口的表达方法，传递出的信息却非常丰富。

不过，重庆市发布的消息并非真相的全部。早在重庆市新闻办宣布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之前，微博等网络媒体上就已开始盛传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消息。部分成都网友甚至还上传照片，证实2月7日晚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附近出现了交通管制和部分警方人员。

2月8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努兰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王立军曾与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取得联系，并以重庆市副市长身份要求和美国领事人员会谈。美方安排了与王立军的会晤，王随后“自行离开”。努兰还表示，事后美方未再与王立军接触，她同时拒绝评论王是否寻求政治庇护或申请难民身份。

与此同时，重庆官方在发布“休假式治疗”消息后，一直保持沉默。一天后，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随后，新华社以《王立军滞留美领馆接受调查》为标题发布了相关消息。

来自中央的口径与重庆市之前发布的消息出现了明显的事实分歧，这也是多年来极少出现的状况。不过，不管是“休假式治疗”还是滞留领馆接受调查，两份消息有一点是一致的：“打黑英雄”王立军名字后的“同志”二字，已经消失不见了。

舆论聚焦重庆

外交部在9日答记者问后，已经以“王立军事件”来概括统称之前数天发生的各种事件，这一名词也随后成为所有官方表述中的标准用语。

王立军事件发生的时机之敏感，在当代中国政治史上可谓少见。外交上，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月13日即将出访美国，却发生了这样一场很可能影响中美关系大局的风波。内政上，王立军事件距离全国“两会”召开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之后还有重庆市委和中共中央的换届。在格外强调稳定的一年里，王立军的知名度与公众形象更让整起事件显得扎眼，也把原本就置身于媒体聚光灯下的重庆，推向了舆论焦点。

最受关注的，自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王立军被重庆宣布为“休假式治疗”的当天，薄熙来正率领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在云南考察。在薄熙来考察云南的2月8日、9日，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分别在头版刊发了薄熙来提倡学习“横眉冷对千夫指”和“守护好两江碧水，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题词。

2月10日，薄熙来一行结束考察回到重庆，《云南日报》报道了其考察活动，并配上了薄熙来在滇池喂海鸥的照片。这也是王立军事件发生后，薄熙来的形象首次出现在公开媒体上。有趣的是，前两天刊登薄熙来题词的《重庆日报》却没有在同一天发布薄熙来考察云南的新闻。时隔一天，《重庆日报》才发布了重庆版本的薄熙来考察报道。

两地的报道内容大同小异，但《重庆日报》在末尾多了一小段内容，“在滇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还参观了驻滇某集团军军史陈列室，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重庆市委常委、市警备区政委梁冬春，会罕见地出现在市党政代表团的领导名单里。地方党政领导出访考察时，省军区领导鲜少会陪同参加，即使参加也一般会肩负特殊任务。例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2008年7月考察甘肃时，广东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辛荣国陪同前往。当时考察团的主要任务是为震后甘肃灾区重建提供援助，作为抗震救灾主力，军队领导的出现符合考察团的主要目的。

面对外界围绕王立军事件的各种揣测，薄熙来的行程似乎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从昆明返回重庆后，他立即会见了来访的加拿大总理哈珀。重庆市主要媒体仍旧没在第一时间发布相关新闻，但后续图片与报道仍正常见报。12日，薄熙来主持了重庆市委常委会议，“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此后，薄熙来还在23日会见了来访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并与其一同参加“唱红”。27日，薄熙来会见历任雷锋班班长及雷锋战友，号召社会继承和发扬雷锋精神。

与重庆看上去波澜不惊的局面相符的，是中共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定调。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事发后的2月9日，就向媒体表示，王立军曾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一事属于“孤立事件”。2月2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除仍在外访的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外，所有政治局委员悉数到齐，薄熙来也如常地出现在新闻联播的画面上。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在“两会”前的记者发布会上也表示，王立军事件是个“孤立事件”，希望媒体“不要做过多想象”。

王立军事件既然是“孤立事件”，那么究竟是“孤立”于什么呢？北京的官方媒体并没有再作评论。王立军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是否出席“两会”，也有了官方答案。王立军“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调查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因此王立军将请假缺席全国人大会议。

“两会”的召开让王立军事件又掀起了一个不小的媒体高潮。和之前重庆市委市政府可以对外界询问保持沉默不同，“两会”期间，重庆的领导与代表将置身于中外媒体的镁光灯下，各种问题也必将随之抛出。

或许是明白这一点，重庆方面采取了主动的姿态。3月5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凤凰网专访视频中对主持人首次公开讲述了2月7日发生在成都领事馆的事件始末。他强调，在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的情况下，自己作为市长召见美国总领事及进入美领馆是“理所当然”的事。但黄奇帆同时否认自己曾带领警力进入成都。他表示，自己只带了市政府秘书长陈和平前往现场，当时在场的警力均为四川方面所派，为“川警”车牌。黄奇帆还透露，自己和王立军进行了沟通，最后由于王立军事件“已经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因此王立军在离开领事馆后，是由“国家安全系统的人员”带去“做一些调查研究”。

同一天，重庆市政府发言人也就王立军事件发布了信息。在发言人的版本中，前往成都现场的，除了黄奇帆和市政府秘书长外，还多了重庆市委组织部长陈存根和市纪委书记徐敬业。从事件的性质看，组织、纪检系统领导参与处理，是比较正常的。其中，重庆市纪委书记徐敬业在2003－2006年间担任中纪委驻商务部纪检组组长，与时任部长的薄熙来正好也曾一同工作。

在媒体的重点关注下，几乎所有可能与王立军事件有点关系的单位与个人都受到了麦克风的追逐。四川省政府发言人3月7日在回应重庆王立军事件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没有通过四川省公安厅预约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同时还表示没有听说四川警力涉入王立军事件，这与黄奇帆早前称川警车牌出现在领事馆附近的表态有明显差异。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在接受采访时则澄清称，铁岭市公安局局长谷凤杰的腐败窝案中，并没有涉及曾任该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有趣的是，王珉将谷凤杰的案件同样称作是“孤立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被问及王立军事件时，则只简单回应：“王立军是我离开以后到重庆的。”

在中央领导的层级上，重庆代表团受到的待遇与往年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在“两会”前夕前往重庆团看望代表。这项活动属于“两会”前夕中央领导的传统活动，政治局常委一般会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到曾生活、工作或所属的代表团、界别访故叙旧。

每年“两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按惯例分别参加各个人大代表团的审议活动。3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出席了重庆团的审议。这是自薄熙来2007年底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周永康第二次参加重庆团审议。周永康在重庆团讲话里充分肯定了重庆历年的工作，并提出了对重庆未来发展的期望，全过程并没有出现与往年明显不同的事件。这天上午，薄熙来缺席了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引发外界颇多猜测，不过下午即现身，陪同周永康参加重庆团审议。

3月9日，重庆代表团举行了“两会”开放日，这也意味着薄熙来将首度直接接受记者提问。在当记者提出王立军有关问题时，薄熙来先是拿出一叠打印稿，先照本宣科地读出了之前的官方口径，随后进一步强调王立军只是重庆“打黑”运动中的“一部分的一部分的一部分”，但同时承认自己用人失察，感到痛心，要认真反思。

现场有记者指出，在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尚未曾考察重庆，薄熙来强调重庆的发展计划是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314”部署制订的，并表示自己相信胡锦涛最终会去重庆视察的。

让人意外的是，薄熙来在记者提问即将结束时，突然无预警地将话题转移到“有人给重庆泼脏水”的问题上，并主动谈起自己的家人。薄熙来指责外界有消息诬蔑自己的夫人和儿子，表示夫人谷开来为他主动放弃了律师业务，安心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儿子在国外上学，靠的是全额奖学金。语气有些激动的薄熙来称有关儿子薄瓜瓜在海外开法拉利的消息是“一派胡言”。

薄熙来在3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为外界提供了“两会”以来关于重庆最有话题性的内容。不过相比之下，3月14日“两会”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闻发布会上对王立军事件的谈话，才堪称震撼。

在近三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中，各路外国媒体不知是担心问题敏感，还是认为不会有收获，都没有就王立军事件提问。在这场持续时间长得已属罕见的记者会行将结束时，温家宝提出：“如果不累的话，我们再提两个问题。”正是增加的两个问题，让路透社记者得以在最后一刻提出了王立军事件。这个问题也成为了温家宝十年总理任期内，在记者会上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

神情严肃的温家宝举起手中的铅笔，指出中央对王立军事件“高度重视”，并将“严格依法办理”。他随后说：“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在发表完对重庆市的看法后，温家宝突然又补充了一段看似不相干的内容。他表示，1949年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成果，但“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这一段讲话的内容立即引发各界的认真解读。温家宝在讲话中肯定了重庆市“历届政府”的成绩，却没有提及“历届市委”。在要求重庆反思时，却又加入了“现任重庆市委”。在论述重庆问题之后，专门提及中国在1949年后走过的弯路，加上温家宝此前刚刚强调“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又针对被炒得热门的“共富”回应说“要让共同富裕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都有意在言外的感觉。

温家宝将话题由王立军转向历史回顾时，几次低头看桌上的稿纸，这个细节显示，温借王立军事件反思文革、重申坚持改革开放路线，显然是有备而来的。海外观察者普遍认为，中国经30年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出现社会矛盾激化等诸多问题，下一步该如何走？重庆带有强烈背离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意味的“唱红打黑”，使得重回30年前文革路线的声音逐渐汇集起来。中国社会似乎到了向前走还是往后看的十字路口，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对此给出了明确回答。

山城换帅

就在温家宝表态余波未尽的时候，重庆市委于3月15日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市委主要领导调整变动的决定。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会上宣布，“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何挺同志为重庆市副市长人选，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何挺、王立军的职务任免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滥觞于2月的王立军事件，至此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影响和效应。李源潮在讲话中不再提及“孤立事件”的表述，转而指出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他同时明确强调，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中央从当前的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

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产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以来，一共有过四起政治局委员在届中不再兼任或担任地方党委书记的安排，分别是：200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免去陈良宇的上海市委书记职务；200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张立昌同志不再兼任天津市委书记；2010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王乐泉不再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2012年3月15日薄熙来去职。这四起任职变化的背景、过程、结果各不相同，但从中对比，仍可帮助解读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个中曲折。

首先，薄熙来作为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不再兼任重庆的地方领导职务，但按照惯例仍可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席交接大会。然而3月15日的大会上，主席台上并没有薄熙来的座位。在之前的三例任免中，除陈良宇因为已经被停止职务、接受审查外，王乐泉、张立昌均出席了交接大会，并作了告别发言。

其次，在王乐泉、张立昌的任免中，中共中央均对两人在地方党委书记任上的工作进行了肯定评价，分别使用了“充分肯定”和“满意”。李源潮在讲话中，则并没有对薄熙来的工作作评价，但强调了中央对重庆工作是肯定的，并将重庆取得的发展成果归功于“市委市政府”、“历任与现任领导班子”，态度似乎要较温家宝此前的表态和缓周全。

此外，在王乐泉和张立昌的免职决定公布后，中央几乎是立即宣布了他们的新职务，王乐泉在任免大会上就已被宣布出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张立昌则在任免大会后第二天被批准担任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副组长。薄熙来在免职之后，并没有被宣布新职务，在中组部的任免讲话中，也没有“另有任用”的字眼出现。

中共中央选择张德江出任重庆市委书记，也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副总理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首例。此前，只有在文革前，柯庆施曾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4个月，直到逝世。

从任职资历看，张德江出任重庆市委书记有着稳定大局的作用。如李源潮所介绍，张德江历任吉林、浙江、广东三省党委书记，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3年主政三个不同类型省份的资历，放眼党内，无人能出其右。因此正如李源潮所说，要“确保重庆市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张德江可能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由于张德江已经出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八大换届时又还没有到达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高任职年龄，因此继续留任现有职务或担任更高级别职务的可能性都不小。其在重庆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凭借他的资历和威望，确保重庆在十八大前能够稳定过渡。

和张德江一同出现在干部交接大会上的高级干部，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和中组部部务委员、干部二局局长潘立刚。作为宣传系统资历最深的副部级干部，蔡名照出现在以“唱红”作为宣传工作核心的重庆，尤其引人注目。相比之下，负责宣读任免决定的张纪南和负责干部二局（地方干部局）的潘立刚的在场，都还算符合这次任免的政治语境。

在张德江的任免之外，何挺担任重庆市副市长的决定也值得关注。官方报道显示，何挺已经兼任了重庆市政法委副书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亦于3月23日正式任命何挺为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这预示着公安系统出身、在青海兼任公安厅长的他，应该是在重庆继续分管政法方面的工作。

50岁的何挺对重庆并不陌生，他于1979－1983年就读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算起来还是现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法律系81级）的学长。更有趣的是，何挺与现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还是本科同班同学。在2009年西南政法学院刑侦系成立30周年的庆祝会上，一位校友还拿出当年的日记，其中记录了他和何挺、杨焕宁三人智擒劫匪、令警察刮目相看的故事。何挺后来还和杨焕宁同在公安部刑侦局工作，直到2007年外放甘肃省任省长助理、公安厅长，至今已历任三省公安系统主官，是不多见的兼具中央与地方经验的政法干部之一。

王立军去后，空出的位置将由谁来填补，也是外界高度关注的问题。此前在重庆市公安局，王立军的行政职务是局长，党内职务是党委书记。重庆市委于2月初作出免去王立军职务的决定后，党内职务的免去可立即生效，但行政职务（即公安局局长）还需经法律程序——通过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才正式生效。此后一个多月内，“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一词未见于任何媒体，直至3月23日何挺被任命为公安局长的报道面世。

相形之下，重庆市江津区原区委书记关海祥以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身份的亮相低调得多。2月18日的《重庆日报》报道，原江津区区委书记关海祥以“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身份参与了重庆公安局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此前，重庆官方并没有公开宣布这一新的委任。关海祥和王立军同为蒙古族，关本人曾在共青团中央工作15年之久，于2009年由北京调任重庆。

重庆旧部

整个重庆市的干部面貌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部分与薄熙来很早就有过工作关系的干部。

排名第一的王立军，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52岁的王立军平民出身，从基层一路打拼。出生在内蒙古阿尔山，儿时入选过内蒙古少年拳击队，擅长绘画和书法，书法曾获辽宁省第五名。青年时，先后当过知青、入伍参军、退役后当林场工人、司机。1984年，辽宁铁法市（经调兵山市）公安局公开招募警员，王立军加入警界，从此得入仕途。因工作成绩出色，王立军在警局一路升迁，28岁出任该市晓南镇派出所所长，34岁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刑侦，在打黑除恶工作中颇得声名。2000年8月任局长，第二年初，即受命公安部和辽宁省省委赴盘锦市“打黑”。2003年5月，盘锦“打黑”结束不久，王立军调任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

2008年6月，在薄熙来2007年赴重庆履职后，王立军也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次年7月10日，重庆市掀起“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打黑”令世人瞩目。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因充当黑社会保护伞而于2009年落马，第二年被判处死刑。此案震动全国，案情涉及市高级法院原副院长张弢、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经侦总队原总队长赵利明、市交管局原局长陈洪刚、市煤监局副局长王西平等一批政府官员。这场持续两年多的行动，被官方认为是自1983年“严打”以来最大规模的治安整治。

尽管媒体对于重庆“打黑”多有赞誉，但亦有批评之声发出，学者贺卫方曾以《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的方式，公开表达不同看法。争议高潮起于2009年北京律师李庄为被控为重庆“黑社会”头目的龚刚模辩护时，被重庆市检察院以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逮捕。李庄获罪引起广泛争议，重庆警方被司法界人士指责在打黑过程中违反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这样的争议薄熙来多次反驳，甚至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今年“两会”期间，薄熙来也肯定王立军“确实是做了不少的事情”，“他破案是有办法的。”

2011年5月27日，王立军当选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升至他仕途的顶峰。这位平民子弟升至副部级、被看作英雄和政坛新星，正值光环当头，却迅速直坠云头。

王立军并不是唯一曾在薄熙来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工作的重庆官员。现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区长的方海洋，就曾在薄熙来大连市委书记任内担任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后来又在薄熙来辽宁省长任内担任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现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吴文康在2008年调任重庆之前，则曾担任辽宁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方海洋和王立军调任重庆的时间几乎一致，都是在2008年6月。更早来到重庆的，还有薄熙来商务部长任内的一些商务部系统干部。担任重庆市委常委的徐鸣，是上述诸人中级别最高、职务最重要的官员。在重庆主要领导职务调整后，徐鸣出现在公开报道中的频率明显增多，重庆市政府的网页也突然公布了徐鸣的详细简历。根据该份简历，原任商务部综合司司长的徐鸣在2008年4月出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两年后晋升副部级，成为重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去年底更执掌重庆近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开发区，出任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和徐鸣的路径相似的，还有原商务部副司级干部李新明，他在2007年12月出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并在2008年4月徐鸣调任重庆后，外放重庆北部新区管委会担任副主任。李新明现在的职务是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又和徐鸣成为了工作搭档。

稳定大局为要务

3月15日后，重庆风向已变，但当地政府以稳定大局为要务，所以各方并无太大变化，只在宣传上强调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公安局门口的广告牌上，仍然贴着鼓励群众举报的“打黑除恶”海报。

也有暗示调整的信息出现。过去重庆人民大礼堂和其门前的人民广场是“唱红”集中地，3月15后，人民网“强国论坛”中出现一条附有照片的帖子，照片上一块绿色告示牌上书：“因周边居民多次投诉，反映人民广场白天唱歌以及夜间群众舞会声音过大，影响正常作息，强烈要求加强管理，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落款是“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2012年3月15日”。这张告示牌引起“重庆去红”的传闻，但很快有到过现场的媒体称，没有在广场上找到这块告示牌，也无人听说广场禁止歌舞。一位当地的政府人员更明确告诉记者，重庆没有禁止“唱红”，“只是不再大张旗鼓地提倡，对民间的态度是：各随所愿。”

不过，人民网发布的一条消息却值得关注。3月20日，重庆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听取了《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及市高法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保障司法公正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显示当局的维稳准备和未来对“打黑”可能纠偏。

除了安稳过渡，重庆政府也着力不让本地经济受人事变动的影响。王立军事件之后，有跨国公司对于未来在重庆的方向感到困惑。对薄去职反应最为强烈的当属日本经济界。

日本最大的财经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于3月15日以《引进日企、与日关系深厚的薄熙来被撤，冲击日企》为标题，文章记载了薄熙来主政大连时，就引进日本家电企业佳能、松下和东芝等以发展大连经济，并因此创出政绩。主持重庆后，薄继续与日本贸易公司伊藤忠商事、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合作，也引进日本便利店罗森（Lawson）到重庆开店，有日企高管现在感到不安：“恐怕本社的中国战略要受影响。”

这些不安也为重庆现任领导班子掌握。张德江于3月21日下午会见了来渝出席国际云计算博览会的宏碁集团董事长王振堂一行，张德江专门表示：今后重庆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保护投资人利益。

当日，黄奇帆也与多家银行行长、金融监管机构及重庆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言及政府扶持微型企业的计划，事关就业和民生，各银行和有关部门应给予支持。

可以说，王立军事件引发的一系列变动，虽然让重庆创下多个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首例”，但当地的稳定局面已在一系列平顺交接过渡中确立。

潘腾 路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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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人文, 凤凰周刊, 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