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弗：从社会主义转型中得到的七个教训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优胜者在市场经济中有可能做得很糟糕。向市场的转型是由一批新人完成的，而不是有了更好激励的老班子。这教训对企业和政治家同样深刻：你不能教一条老狗新把戏，即便是激励也没用。
编者按：二十年前，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朝着资本主义转变。对于过去的迷思我们现在知道些什么呢？哈佛大学的安德烈-施莱弗，一个出身于俄罗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将给出他的回答，并对当代政策制定者提出相关参考。
最近，纪念东欧和前苏联经济改革20周年会议的组织者IIASA，征求我对转型教训的评论。其任务大概是要我说说作为经济学家，我学到了哪些最初我不懂的事。要不受“马后炮”的影响很需要功力，但我愿意一试。我所写的这段文字或许对未来的改革者有益，尽管今天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屈指可数。有些问题并非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一些中央集权经济倾向严重国家的问题与之相似。我这里所列出的是最为重要的七点。
第一，在所有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转型一开始经济活动就出现萎缩，在一些地区甚至表现得非常剧烈。其中在一些经济萎缩比较早的国家这种状况今天还在持续。俄罗斯经济漫长（持续近十年）的大幅衰退令人惊讶。经受最严重贸易冲击的国家经历了最为温和的衰退（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肯定的是，一般认为真正的衰退比官方的记录要温和得多——非正式经济活动的扩张，社会主义国家夸大其GDP，国防预算的削减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令人惊讶的衰退这一事实不存在。这些衰退与基础的经济理论相悖：价格自由浮动可以马上改善资源配置。这类经历的主要教训是，改革者不应期望经济增长马上恢复。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第二，衰退不是永久性的。衰退之后，经济复苏和增长很快就遍地开花。二十多年来，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虽然官方GDP数字表明这种提高更为温和，并与各项生活质量相关的表现都不相符（再一次追问社会主义的GDP的计算问题）。正如事前的预测，是资本主义发挥作用，使得生活标准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也需要谨记，有段时间看上去也是很不景气。所以我们的教训是：要有信心——资本主义真的是个好东西。
第三，产出的下滑不会导致民粹主义抬头——这是许多经济学家曾一度担心的。的确有一些推进改革的政府下台了，但不是民粹派所为。很多国家的政治被新经济精英而非民粹主义者把持，亦即将财富与其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捆绑在一起的寡头们。从1992年的情况来看，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意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粹主义在一些东欧国家转型了20年之后，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变得非常明朗之后借尸还魂。事实上，所有转型国家的人民对转型不满，甚至在一些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国度，人们也不满转型（这一点本身就是另一个谜团和难题，未来的改革者要保持警惕）。但是教训很明确：改革者无需担心民粹主义，但要提防新权贵掌控政治。
第四，经济学家和改革者夸大了他们能力，他们认为有能力判断改革的次序，以及一些策略选择的重要程度（如私有化）。回想起来，许多驱动改革探讨的理论看上去都非常古怪离奇——是否应当先构建制度？公司是否应该对政府主导的私有化做好准备？是债券私有化还是共同基金私有化方案更好？渐进的私有化是否会奏效？几乎各地的改革者，包括俄罗斯在内，都大大高估了控制力。政治家和精英经常会干预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大部分的策略选择。不过，大多数国家尽管选择不同，结果却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果（以下是显著的和可惜的例外：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转型国家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用私有化和稳定宏观经济，以及法律和体制改革来支撑一个市场经济。教训是：不要过分谋划向市场的转型，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拖延，不要等待时机。
第五，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激励的作用，而忽视人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激励不惜重墨，但对人力资本轻描淡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优胜者在市场经济中有可能做得很糟糕。向市场的转型是由一批新人完成的，而不是有了更好激励的老班子。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意识到这一点并写了下来，但这教训对企业和政治家同样深刻：你不能教一条老狗新把戏，即便是激励也没用。
第六，不要高估宏观经济危机和债务拖欠的长期后果，这很重要。1997年到1998年之间，俄罗斯经历了重大的危机，一些知识渊博的观察家认为俄罗斯将倒退二十年，但1999-2000年俄罗斯就出现了较快的增长。类似的故事也适用于从东亚到阿根廷的其他地方。债务重组不一定会遗留下永久的疤痕。这一经历对改革者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训，他们总是被国际金融界吓倒：不要对危机惊慌失措；危机的风吹得很快，来去匆匆。
第七，预测经济比预测政治演变要容易得多。尽管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都收敛为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但政治经历各殊，从完全的民主制度到原始的独裁统治，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诸种形式。政治表现似乎呈现着极强的地理发布模式，临近西方的一些国家，特别是那些加入欧盟的国家，变得越来越民主；而一些靠近东方的国度则更显专制。一些中间地带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二十年来政治道路左右飘摇。经验教训：中等收入国家最终将走向民主，但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会迂回。
作者系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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