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弗:从社会主义转型中得到的七个教训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优胜者在市场经济中有可能做得很糟糕。向市场的转型是由一批新人完成的,而不是有了更好激励的老班子。这教训对企业和政治家同样深刻:你不能教一条老狗新把戏,即便是激励也没用。
编者按:二十年前,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朝着资本主义转变。对于过去的迷思我们现在知道些什么呢?哈佛大学的安德烈-施莱弗,一个出身于俄罗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将给出他的回答,并对当代政策制定者提出相关参考。
最近,纪念东欧和前苏联经济改革20周年会议的组织者IIASA,征求我对转型教训的评论。其任务大概是要我说说作为经济学家,我学到了哪些最初我不懂的事。要不受“马后炮”的影响很需要功力,但我愿意一试。我所写的这段文字或许对未来的改革者有益,尽管今天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屈指可数。有些问题并非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一些中央集权经济倾向严重国家的问题与之相似。我这里所列出的是最为重要的七点。
第一,在所有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转型一开始经济活动就出现萎缩,在一些地区甚至表现得非常剧烈。其中在一些经济萎缩比较早的国家这种状况今天还在持续。俄罗斯经济漫长(持续近十年)的大幅衰退令人惊讶。经受最严重贸易冲击的国家经历了最为温和的衰退(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肯定的是,一般认为真正的衰退比官方的记录要温和得多——非正式经济活动的扩张,社会主义国家夸大其GDP,国防预算的削减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令人惊讶的衰退这一事实不存在。这些衰退与基础的经济理论相悖:价格自由浮动可以马上改善资源配置。这类经历的主要教训是,改革者不应期望经济增长马上恢复。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第二,衰退不是永久性的。衰退之后,经济复苏和增长很快就遍地开花。二十多年来,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虽然官方GDP数字表明这种提高更为温和,并与各项生活质量相关的表现都不相符(再一次追问社会主义的GDP的计算问题)。正如事前的预测,是资本主义发挥作用,使得生活标准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也需要谨记,有段时间看上去也是很不景气。所以我们的教训是:要有信心——资本主义真的是个好东西。
第三,产出的下滑不会导致民粹主义抬头——这是许多经济学家曾一度担心的。的确有一些推进改革的政府下台了,但不是民粹派所为。很多国家的政治被新经济精英而非民粹主义者把持,亦即将财富与其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捆绑在一起的寡头们。从1992年的情况来看,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意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粹主义在一些东欧国家转型了20年之后,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变得非常明朗之后借尸还魂。事实上,所有转型国家的人民对转型不满,甚至在一些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国度,人们也不满转型(这一点本身就是另一个谜团和难题,未来的改革者要保持警惕)。但是教训很明确:改革者无需担心民粹主义,但要提防新权贵掌控政治。
第四,经济学家和改革者夸大了他们能力,他们认为有能力判断改革的次序,以及一些策略选择的重要程度(如私有化)。回想起来,许多驱动改革探讨的理论看上去都非常古怪离奇——是否应当先构建制度?公司是否应该对政府主导的私有化做好准备?是债券私有化还是共同基金私有化方案更好?渐进的私有化是否会奏效?几乎各地的改革者,包括俄罗斯在内,都大大高估了控制力。政治家和精英经常会干预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大部分的策略选择。不过,大多数国家尽管选择不同,结果却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果(以下是显著的和可惜的例外: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转型国家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用私有化和稳定宏观经济,以及法律和体制改革来支撑一个市场经济。教训是:不要过分谋划向市场的转型,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拖延,不要等待时机。
第五,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激励的作用,而忽视人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激励不惜重墨,但对人力资本轻描淡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优胜者在市场经济中有可能做得很糟糕。向市场的转型是由一批新人完成的,而不是有了更好激励的老班子。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意识到这一点并写了下来,但这教训对企业和政治家同样深刻:你不能教一条老狗新把戏,即便是激励也没用。
第六,不要高估宏观经济危机和债务拖欠的长期后果,这很重要。1997年到1998年之间,俄罗斯经历了重大的危机,一些知识渊博的观察家认为俄罗斯将倒退二十年,但1999-2000年俄罗斯就出现了较快的增长。类似的故事也适用于从东亚到阿根廷的其他地方。债务重组不一定会遗留下永久的疤痕。这一经历对改革者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训,他们总是被国际金融界吓倒:不要对危机惊慌失措;危机的风吹得很快,来去匆匆。
第七,预测经济比预测政治演变要容易得多。尽管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都收敛为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但政治经历各殊,从完全的民主制度到原始的独裁统治,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诸种形式。政治表现似乎呈现着极强的地理发布模式,临近西方的一些国家,特别是那些加入欧盟的国家,变得越来越民主;而一些靠近东方的国度则更显专制。一些中间地带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二十年来政治道路左右飘摇。经验教训:中等收入国家最终将走向民主,但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会迂回。
作者系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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