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经济病症需要政治药方
在很大程度上讲,经济领域的大量决策不过是用一个错误来弥补另一个错误,导致问题加重、矛盾加深、利益固化,甚至导致人们产生错误的看法和观念,误以为权宜之计能够最终解决问题,不断麻醉自己,依赖幻觉生活,就如吸食了鸦片一样。
无论是严肃的理论家和观察者,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普通人,大都能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中国的经济“生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即使不太懂行的人也能说出一大堆症状来,比如国企垄断加剧、私企生存艰难、税收负担沉重、贫富差距扩大、寻租现象盛行、通货膨胀持续、房价高得离谱、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以及方兴未艾的国进民退浪潮等。
或许有些人仍陶醉于“中国奇迹”,或者沉浸于所谓的“中国模式”,但是,如果他们放眼世界经济的历史与现实,就不难发现,根本没有什么“中国奇迹”或者“中国模式”。历史上不少国家(如二战后的日本、德国等)一定时期内的高速增长都可以和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媲美,并且,中国的增长没有任何独特之处,与其它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一样,不过是民众获得了有限选择自由以及市场有限开放之后能量释放的结果。
即使承认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也必须认识到,当下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瓶颈”状态,早年革新所迸发出的能量已经释放殆尽。无论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乡镇企业和股份制,都基本完成了它们在一定时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使命,尽管这不意味着它们将退出历史舞台。现在的经济领域正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和问题,因为它遭遇了制度性的障碍和体制性的阻力。不改革政治和法律领域的重大制度安排,未来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甚至难以避免潜伏已久的危机。
长期以来,面对经济领域的各种病症,决策者偏好修修补补的治标之策,倾向于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或者增加管制的手段,导致规制愈加细密,愈加针对特定的人群或者行业,愈加背离公平正义。这种权宜之计的结果,通常是于事无补,甚至劳民伤财,并且带来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讲,经济领域的大量决策不过是用一个错误来弥补另一个错误,导致问题加重、矛盾加深、利益固化,甚至导致人们产生错误的看法和观念,误以为权宜之计能够最终解决问题,不断麻醉自己,依赖幻觉生活,就如吸食了鸦片一样。
譬如,银行暴利的制度性原因是金融垄断,但决策者不是在打破垄断上下功夫,不是去革新金融制度,改变金融领域的游戏规则,而是在枝节上做手脚——要求银行公布收费项目,企图通过提供微不足道的“诱饵”来讨好民众,企图给舆论高压制造一个出气口。这种做法仿佛告诉人们,公布了收费项目就不构成暴利了,或者,暴利就获得了正当性。有人会说,公布总比不公布好。这话没错,但公布收费项目与阻遏暴利之间毫无关系。在银行业引入自由且平等的竞争之后,暴利自然就会减少甚至消失。否则,再多的措施也无济于事。这大抵适用于所有的垄断行业,无论是石油、电信,还是铁路、电力。
再比如,房价高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恐怕只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何“小产权房”比“大产权房”便宜很多?它们的建筑材料和用工成本没什么区别呀!答案很简单,主要是前者不缴纳土地出让金。为何不缴纳?因为“小产权房”上的土地与“大产权房”上的土地性质不一样。为何不一样?因为土地制度有问题——人为地制造了“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之间的差别,前者属于国家所有,后者属于集体所有——禁止在集体所有土地上建设商品房。既然如此,那么,“限购令”能让房价降下来吗?如果土地制度不改变,不改变只有国有土地才可建商品房的规则,房价很难降下来,即使在高压政策下会降一点儿,也不过是暂时的。
显而易见,无论是破除金融等行业中的行政垄断,还是对土地制度“动手术”,都已不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和法律问题。也就是说,治疗当下的经济病症,需要政治和法律领域的药方——需要一些重要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变革。大致说来,这些变革至少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必须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一方面,现有的产权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应当及时改变。比如,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无法有效保护农民的土地产权,因为它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另一方面,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不仅依赖良好的立法,而且依赖公正的司法,而这离不开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任何权利和自由都不过是“空头支票”。
其次,行政垄断必须破除,国有企业逐渐淡出。众所周知,行政垄断正成为经济领域的巨大“毒瘤”。它导致石油、金融等行业疯狂攫取暴利,导致产品或者服务质次价高,人为地制造贫富差距。遗憾的是,《反垄断法》不仅不反真正的垄断,反而还成了“垄断保护法”。大量的证据表明,国有企业如果不是靠垄断获利,几乎无法与私企的效率相提并论。
再次,必须让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减少多余的干预,废除不当的管制,阻遏寻租的动力。当下中国的现实是,政府的权力没有边界,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常常以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塔洛克年轻时曾来中国,发现这里的人非常勤劳,但整个社会却十分落后。其总结的原因有二:一是大量的经济制度导致无效率,比如行政垄断和各种管制等;二是受过良好教育和富有智慧的人不是致力于生产产品,而是忙于寻租或者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特权和优待以免受到盘剥。今天,这样的问题依然严重。
无论如何,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能否做出适当合理的选择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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