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发言中讲到，“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如果废除了政府审批，中国的GDP可以增加30%，腐败至少可以减少50%”。这个发言对随后的审批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万个善良的愿望，抵不上一个有效的行动！

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

针对当时反腐败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我在1996年的一次会议上就指出，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统治经济的体制，不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私人产品（按照经济学的定义，使用上没有排他性）领域的腐败反倒是一个“次优”选择。我的意思是说，反腐败必须治本，不能治标不治本。同时做到经济高增长和没有腐败的前提是，废除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权力。

一方面强调反腐败，另一方面又不想减少政府的权力，是掩耳盗铃，叶公好龙；不仅做不到，即使短期内做到了，也是以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为代价的。这是一个实证命题，不是一个价值判断。把问题说透彻，这是学者的责任。当然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代价是个价值判断问题。

2000年3月，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发言中讲到，“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如果废除了政府审批，中国的GDP可以增加30%，腐败至少可以减少50%”。这个发言对随后的审批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万个善良的愿望，抵不上一个有效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