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一桩看起来很寻常的经济犯罪案，在舆论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是一个叫褚时健的企业家该不该判死刑。

褚时健曾红极一时，是云南红塔烟草集团原董事长。他把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烟厂，一手打造成了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大烟草集团。在褚时健在位的17年间，红塔集团总计纳税800亿元。但是在退休之前，他贪污了1000多万元公款，法庭最后判处他无期徒刑。如果以贪污1000万元之巨来量刑，褚时健难逃死罪，无期徒刑的处罚似乎是轻的；但是此案见报之后，在企业界和媒体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人都抱之以同情。在这一年的两会上，十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

很多人认为，他的贡献与所得落差巨大，因此他的贪心可以原谅。这种说法从情理上可以理解，但是在法理上却行不通。这种矛盾，恰恰折射了中国改革开放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国有企业关于体制、所有权及如何给企业家能力定价的深层次问题。

时至今日，当中国国有企业也出现了年薪过千万的企业家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褚时健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红塔集团的前身是玉溪卷烟厂，1979年在褚时健接手时，玉溪卷烟厂还是云南数千家默默无闻的小烟厂之一，固定资产仅为1065.65万元，生产设备全部都是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褚时健当上厂长之后，大量收购优质烟田，狠抓质量和营销，创出“红塔山”、“阿诗玛”等品牌。到80年代中期，玉溪厂已经颇有名气，每年上缴利税达5亿元。

1988年7月，在全国上缴利税最大的前10家企业中，云南玉溪卷烟厂已名列第五，经济效益跃居全国轻工业之首，褚时健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到了90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的年利税达到200多亿元，占云南财政收入的60%，稳坐中国烟草第一把交椅，并跃升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一位中央领导在视察之后说：“这不是卷烟厂，简直就是印钞厂。”1997年，“红塔山”的无形资产为353亿元，在中国所有品牌中位居榜首。

褚时健在红塔集团的发展壮大中无疑是一位功不可没的创始领导人。他气魄、能力和企业家精神，至今为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所推崇。在接手玉溪卷烟厂之后，褚时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制订了使红塔集团走向成功的三大战略——引进国际最先进的设备、狠抓烟叶质量、建立供、产、销一体化的三合一体制。这些战略现在看起来似乎都不足为奇，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的做法在习惯了“吃大锅饭”的国有企业中，几乎是前所未有。褚时健的冒险精神和高瞻远瞩的韬略，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据说储常到一线工厂和烟田，每天工作达16小时，在烟农中威信很高)，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帝王般的霸气(下属称其为老板、老爷子)，把红塔带入了一个新时代。

褚时健落马的经过看起来非常偶然，颇具戏剧色彩。1995年2月，一封发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匿名检举信寄到了中央纪检委信访室。信中说，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某人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用行贿手段，先后给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送去大量礼金，行贿者从1991年11月到1993年9月，从玉溪卷烟厂5次购进卷烟8167件，获利818万元。促成那封检举信的内因，是一个香烟套购贩子的跟班因分赃不均而一怒之下的内讧举动。象褚时健这样当时处在王位顶端的人，在身份上与那个跟班差之千里，就犹如一头狮子和一只蚂蚁。可是，恰恰是这只蚂蚁的疯狂一口，要了狮子的命。

这是一个线头。纪检人员牵住这一线头慢慢向外拉，历时两年，发现了这样一个结果：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00多万美元，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为他人批烟谋利，其女儿索要和接受贿赂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亲属共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8万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因褚时健不能代妻子和女儿受过，所以给他定罪的理由就只能是“主谋贪污私分”的300多万美元。

褚时健贪污事件爆发之后，国内外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新华社发表了通讯《烟草大王的人生悲剧》，其中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他本可荣耀的一生，却因晚节不保而涂上了抹不掉的污迹。”媒体的报道大多对褚时健表示惋惜，“59岁现象”引起了很广泛的社会反响。维系一个成功企业家正常心态的到底是什么？是党性原则？是荣誉和奖励？更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企业家年薪制，认为政府应考虑做出成就的企业家的待遇问题。

只有极少数人对“褚时健现象”提出了质疑。以直言无忌著称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评论说，“红塔集团褚时健贪污，媒体百般同情，凭什么？要不是国家不准民营企业做烟草，能有你褚时健的成就？企业做得好，功劳就是自己的，凭什么？国家不是给你待遇和荣誉了吗？”

“59岁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在市场经济初期，在遗存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思想下，国有企业领导人收入偏低。但随着国门的逐步开放，中国的企业家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将自身的一切与国外同行们进行着比较。1996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这样的比例计算，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170万美元。1996年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的资产已经超过12亿元，而褚时健的年收入还不足百万。这种收入与业绩脱节的现象广泛存在着。当这种比较出现的时候，做出卓越成就的褚时健们难免会产生心理失衡。

1990年，褚时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中国企业家和外国企业家有很大的区别，我们要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后面，他们则首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头。”他说：“上级规定企业厂长可拿工人奖励的1-3倍，但实际上，我们厂的领导层一直只拿工人奖励的平均数。就我个人而言，十年前的工资是92元，奖金是当时全厂最高的6元，再加上其它的总共月收入才110元。十年后的今天，厂子搞好了，我现在月收入有480多元，加上一些奖项，总共可达到1000元。”1990年以后，云南省每年给褚时健几万元的奖励，1995年，这种奖励达到了20万元。

而一旦到了退休年龄，除了微薄的退休金，这些有成就的国有企业家们几乎一无所有，因此很可能刺激他们在退休之前大捞一把。激励严重不足和约束疲软乏力，是“59岁现象”出现的根源。在制度造成的陷阱下，“59岁现象”发生了。在褚时健之前，国有企业领导人在退休之前大捞一笔、身败名裂的案例已经非常多。虽然褚时健在被捕时已经67岁，但他无疑是“59岁现象”中最著名、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1997年8月，褚时健向预审人员说：“1995年7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其实，褚时健并没有什么超乎普通人想象的过分奢侈的想法。但这种想法却逾越了法律的界限，法理难容。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褚时健没有独吞贪污款。他是非常自觉地将资财分给了与他戎马生涯的兄弟们。红塔集团总会计师罗以军这样回忆私分300万美元时的情景：“褚时健对副厂长和总会计师等人说，弟兄们辛苦一场，现在有点外汇分给你们。开始时我们也觉得有些不妥，但多年来已习惯了他的威信，他的话就是圣旨。”

褚时健的做法还透出某种农民的朴实，或许他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而不是一个现代企业家。或者说，他还不完全具备一个现代企业家的素质。这就是他致命的缺陷。但这也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缺陷，几乎是那个时代下所有企业家的局限，他们对现代的企业经营理念的理解似是而非。

红塔集团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与褚时健在企业运作中遵循现代企业经营理念或者较为接近现代经营理念是有很大关系的。但同时，当他亲切地叫着兄弟私分资财的时候，他又俨然是一个封建家长的身份。在红塔集团，褚时健有两个称呼，大多数人叫他“老板”，身边的人则叫他“老爷子”。 “老板”是对现代企业家的称谓，褚时健让人们称呼他为“老板’，说明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现代企业经营观念的熏陶。同时，“老爷子”的称谓又说明，在褚时健的骨子里，还较深地铭刻着封建家族制度的烙印。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第一代企业家与时俱进，逐渐超越了这种局限，成为现代企业家。但是国有体制上的局限，却是无法超越的。褚时健在红塔的17年，一直在与体制抗争。在红塔大刀阔斧的改革中他提出的三大战略，有两个是针对当时僵化的、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发起的，红塔的改革甚至成为争议的焦点和国家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这种抗争是有力的、有效的，而他的魄力、能力在这种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贪污，实际上也是一种抗争，是对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的抗张。但国有企业的体制要把他从表演舞台上挤下来的时候，这一次的抗争，他显得那么无力和无助，甚而晚节不保。

和褚时健一样抗争的还有另一位著名的企业家李经纬。作为创始人，李经纬一手把健力宝做成中国最大、最有前途的饮料企业，但面临和褚时健一样退休之后一无所有的处境。他的做法是想通过管理层收购(MBO)的方式获得企业的控制权，但是却阻力重重，几乎也面临牢狱之灾。他那张含泪、无语望苍天的照片，已经为那个时代的悲剧定格。

但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抗争，才有了后来关于国有企业管理及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进步。

1999年1月，褚时健因为有“坦白立功”表现被判无期徒刑。据当时媒体报道，他只是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褚时健在监狱里并没有坐多久，2000年前后，他就以身体有病的原因被保外就医。他与妻子在云南哀牢山承包了2000亩山地种甜橙。但是他并没有被中国的企业家群体遗忘，一些企业家不远万里去看望他。其中包括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王石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在玉溪还有这样一个传闻：政府给褚时健设立了一个帐户，里面存了几十万元钱，作为他看病的费用。但没过多少时间，帐户里的钱变成了几百万，都不知道是谁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