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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褚:“血汗工厂”是市场演进的力量

有一些事实是批评者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的:中国工人常常要求企业给予足够的加班,每星期大量超时工作,挣够了便回老家,在前几年的一些工厂里,加班甚至是一项需要行贿才能得到的特权。如果企业未能提供足够加班工作或工厂已实行三班制,员工流动率往往居高,很难聘请到工人。

去年二月,奥巴马向史蒂夫·乔布斯发问:为什么苹果公司不在美国本土生产iPhone呢?为什么不把这些就业带回美国?据另一位在场人士回忆,乔布斯毫不含糊地回复道:这些就业不可能重归美国。随着就业议题在美国选战中升温,这场交锋又被往事重提,上个月《纽约时报》刊文批评苹果,不满该公司将大量就业岗位输出到中国,挣美国人的钱,把工作机会留给中国人,在《纽约时报》刊登的读者来信中,苹果公司被称为“贪婪冷酷的无情巨兽”。

不过在中国,苹果以及其他跨国公司招致的是另外一种不满:“一台iPad在美国售价499美元,而每卖出一台iPad的时候,台湾富士康和深圳工厂的40万中国工人只分得9美元!”中国虽然有数量庞大的“果粉”,但说起“血汗”代工厂,几乎所有人又都义愤填膺,极少有人为之辩护。在为数众多的民族主义者眼中,苹果和所有将生产过程放在中国的跨国企业一样,从中国带走巨额的利润,留下的只有环境污染和工人的血泪。

《纽约时报》以同情的口吻写道,富士康工厂大多数工人每周工作6天,一天经常工作12小时,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人住在工厂宿舍里,许多人一天工资不超过17美元,而富士康让工人住在集体宿舍里也成为Daily Show节目主持人Jon Stewart控诉的理由。其实简单计算可知,富士康的工人按照每天挣17美元,每周工作6天算,一个月可以挣至少425美元,即人民币2680元,在中国这并不算是很低的工资。工人住在宿舍里而不是和配偶住在一起让美国人感到非常不人道,但当富士康工人在“缺乏人道”的宿舍里入眠的时候,中国另一些工资未必低于这些工人的劳动者却宁愿在麦当劳里过夜。

还有一些事实是批评者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的:中国工人常常要求企业给予足够的加班,每星期大量超时工作,挣够了便回老家,在前几年的一些工厂里,加班甚至是一项需要行贿才能得到的特权。如果企业未能提供足够加班工作或工厂已实行三班制,员工流动率往往居高,很难聘请到工人。

体恤劳动者的辛劳是一种正常的感情,但由此痛恨劳动者“被资本压榨”却显然搞错了对象:压榨只能在暴力和强迫下实现,只要没有暴力和强制,人就不会白白受苦,许多在旁人看来的痛苦,实际上已经是对当事人境况的改善。

山西“黑煤窑”里面的工人曾经是人们深刻同情的对象:工作环境不见天日,经常面临安全事故和生命危险,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干这行呢?与高风险和高强度劳动相对应的是高收益,2008年以前,在一些效益较好的小煤窑,工人一个月挣6000块以上是很常见的事情。

手拿iPhone、iPad、MacAir,在网上敲击怒骂血汗工厂的文字,这是多少“果粉”的快意人生?全球新生产体系本是市场本身的力量促成的,与所谓“资本压榨”没多大关系,但很多人就是不愿意面对产业升级、转移的现实,乐意挥舞道德批判的大棒。

一个现任苹果高管说:“不应该因为使用中国工人而指责我们,美国早已不再供应我们需要的工人了”—是的,美国只提供开着吉普牧马人,住在带白栅栏房子里的工人。用我们的话说,美国已经“产业升级”了。谁主导了美国的产业升级?没有人给美国画一个圈,更没有人能在计算机发明之前规划出硅谷新经济带,产业升级的过程是这样的:当美国的企业家发现日本工人比美国更便宜,他就把生产放在了日本,当企业家发现印度人是能接受更低工资的接线员,他就将呼叫中心设在了印度。更奇妙的是,当越来越多的工作被迁往国外,滋生的优厚利润却同时孕育了新工作的出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产业从劳动力密集型变成了资本密集型,一百多年前,美国是纺织业和服装业大国,几十年前,美国是钢铁大国和制造业大国,但现在,美国是技术、金融和管理的大国。

这正是我们理解的“产业升级”之路,只不过我们常常忘记的是,它只能是由市场自发完成的。没有一个地区可以通过政府指令或者投票方式,在“世界工厂”和“世界实验室”或者“世界办公室”之间选择产业定位,他们充其量只能在“世界工厂”和失业之间选择。

遗憾的是,多数的人选择相信道德批判,而不是市场演进的力量。

作者系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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