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中国商人靠什么站直身子
在中国,商人的伦理负担更为沉重。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也正是这样的道德重负,有可能成就伟大的商人,比盖茨、比乔布斯更伟大的商人:他们也许在商业上遭遇挫折,但可能改变中国,就像清末的绅商们。商人们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天命?
薛蛮子在投资界相当成功,近两年成为微博名人,最近则开始对商人的性质、处境等关乎商人命运的问题进行思考。他沉痛地指出,商人现在基本上是跪和半跪的状态。这话,我完全同意。但是,他为商人指出的出路,我以为是错误的。
在《有本事就算了,没有道德之说》一文中,薛蛮子这样说:商人在中国想要发展,一定要逐渐跟西方社会一样,一定要自个儿独立。在美国,没有任何人认为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是坏人。他们是最大的商人,他们做了很多垄断的事,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博弈。你有本事就算了,没有道德之说。
不错,商人当站起来,对自己的事业当有自信心,当肯定自己的价值。商人如能做到这一点,不仅可以舒缓商人内心的焦虑——现在很多商人确实为此而焦虑;更能推动更广泛的制度转型。
但是,商人不谈道德,仅仅有本事,做好自己的企业,就能自个儿独立?我的回答是:绝无可能。
实际上,当下商人恰恰就是薛蛮子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很有本事,而且心无旁骛:他们一门心思追求利润,专注于自己商业的发展。当然,中国的商业环境与美国不同:在中国,政府享有广泛的垄断和管制权。一个热爱利润的商人要进入一个可以赚钱的行业,就不能不进行政治公关。商业展开之后,同样需要政府公关。赚了钱之后,更需要广泛地寻求保护了。在中国,能够找到这些门路,就是最大的本事,而且就是最大的商业本事。
薛蛮子说,这样做是错的。错在哪儿呢?恰恰就错在没有道德上,或者更准确地说,错在没有商业伦理,缺乏商人伦理。商人伦理有很多规范,但一定包括下面的条款:商人应当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但也一定包括下面的条款:不可为了利润贿赂他人,也不可伤害他人。引用谷歌的伦理规范:不作恶。这既是商人伦理,那它就是永远而普遍有效的:在市场之制度环境比较健全的美国应当有效,在市场的制度环境不健全的中国应当同样有效。如果这伦理要看制度环境,那就不是普遍的商人伦理了。
然而,在中国,相当数量的商人显然没有遵循“不作恶”商人伦理。很多人用制度环境为商人的行为辩解。对中国商业环境之恶劣,笔者十分清楚。但是,制度与伦理是两回事,它们是任何一个社会中管理人的行为的两个并行制度体系,而不能相互替代:用伦理替代制度固然不妥,用制度替代伦理同样是卸责。而现在的事实是,商人们经常违反不作恶的商人伦理。这就是中国商人之错。
商人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制度不健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要挣钱,官员拦在路中间,我不能不贿赂他啊。但是,不合理的制度并不能让伦理上错误的做法变成正确的,并不能解除错误行为之伦理责任。而商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商人们的伦理意识本身十分淡薄。
让我们设想,官员拦在路中间。对此,商人可有多个选择:第一,坚持正派的做法,官员未必不会放行。第二,官员也完全有可能不放行,但我将坚持伦理原则,那就干脆不做了。第三,我也不甘心,要做商业,但首先,我与其他商人、与其他社会群体联合,致力于改变官员的行为模式。在这三种情况下,商人都坚持了商人伦理,而可能做成商业,也可能做不成。
然而,在中国,商人们似乎普遍地选择第四种:官员既然拦住了我,而我又想赚钱,我就贿赂官员。伦理上错误的行为畅行无阻,因为,商人的伦理意识十分淡薄。
恰恰是这种败德行为,让商人丧失了薛蛮子所钟爱、期望的商人的独立性,他们贿赂官员,也就依附着官员。由此,他们或许很有钱,但是,在官员面前,他们必须装孙子。由此,他们虽然占有社会中相当比例的资源,在精神上却是个矮子。他们或者依靠炫耀财富、通过挥金如土的消费,来缓解内心的焦虑,树立自信心。而这种愚蠢的炫耀又让他们成为民众嘲笑、怨恨的对象。这样,在官员那里,商人是依附者;在民众那里,商人又是可憎的一群人。
天行有道:立身在于修德。一个人要想站得直,必须站得正。商人要想站起来,具有独立性,就必须修德,必须遵循商人伦理。道德可以让一个人立起来,因为他俯仰无愧,因为他无求于人,由此,他充满自信。
商人可能会说,可是,我这样约束自己,还能发财吗?我的财产还能安全吗?我不得不坦率地回答:完全有可能,你就不能发财了。然而,伦理的作用其实恰恰就在于,它让你不得不选择:冒着丧失发财机会的可能而坚守伦理,还是背离伦理而发财?在这个选择之中,才可以见出不同人的人格高下。而做出正确选择者,可能丧失发财机会,但将获得内心的安宁。
其实,在任何社会,商人都要不断面临这样的伦理选择。在美国也不例外,只不过,其选择之机会成本也许不是很大。在中国,由于制度不健全,商人不得不经常面临伦理选择,而选择的机会成本非常高。这意味着,商人要做出正确的选择,需要更大的勇气。
换言之,在中国,商人的伦理负担更为沉重。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也正是这样的道德重负,有可能成就伟大的商人,比盖茨、比乔布斯更伟大的商人:他们也许在商业上遭遇挫折,但可能改变中国,就像清末的绅商们。商人们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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