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中国商人靠什么站直身子
在中国，商人的伦理负担更为沉重。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也正是这样的道德重负，有可能成就伟大的商人，比盖茨、比乔布斯更伟大的商人：他们也许在商业上遭遇挫折，但可能改变中国，就像清末的绅商们。商人们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天命？
薛蛮子在投资界相当成功，近两年成为微博名人，最近则开始对商人的性质、处境等关乎商人命运的问题进行思考。他沉痛地指出，商人现在基本上是跪和半跪的状态。这话，我完全同意。但是，他为商人指出的出路，我以为是错误的。
在《有本事就算了，没有道德之说》一文中，薛蛮子这样说：商人在中国想要发展，一定要逐渐跟西方社会一样，一定要自个儿独立。在美国，没有任何人认为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是坏人。他们是最大的商人，他们做了很多垄断的事，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博弈。你有本事就算了，没有道德之说。
不错，商人当站起来，对自己的事业当有自信心，当肯定自己的价值。商人如能做到这一点，不仅可以舒缓商人内心的焦虑——现在很多商人确实为此而焦虑；更能推动更广泛的制度转型。
但是，商人不谈道德，仅仅有本事，做好自己的企业，就能自个儿独立？我的回答是：绝无可能。
实际上，当下商人恰恰就是薛蛮子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很有本事，而且心无旁骛：他们一门心思追求利润，专注于自己商业的发展。当然，中国的商业环境与美国不同：在中国，政府享有广泛的垄断和管制权。一个热爱利润的商人要进入一个可以赚钱的行业，就不能不进行政治公关。商业展开之后，同样需要政府公关。赚了钱之后，更需要广泛地寻求保护了。在中国，能够找到这些门路，就是最大的本事，而且就是最大的商业本事。
薛蛮子说，这样做是错的。错在哪儿呢？恰恰就错在没有道德上，或者更准确地说，错在没有商业伦理，缺乏商人伦理。商人伦理有很多规范，但一定包括下面的条款：商人应当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但也一定包括下面的条款：不可为了利润贿赂他人，也不可伤害他人。引用谷歌的伦理规范：不作恶。这既是商人伦理，那它就是永远而普遍有效的：在市场之制度环境比较健全的美国应当有效，在市场的制度环境不健全的中国应当同样有效。如果这伦理要看制度环境，那就不是普遍的商人伦理了。
然而，在中国，相当数量的商人显然没有遵循“不作恶”商人伦理。很多人用制度环境为商人的行为辩解。对中国商业环境之恶劣，笔者十分清楚。但是，制度与伦理是两回事，它们是任何一个社会中管理人的行为的两个并行制度体系，而不能相互替代：用伦理替代制度固然不妥，用制度替代伦理同样是卸责。而现在的事实是，商人们经常违反不作恶的商人伦理。这就是中国商人之错。
商人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制度不健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要挣钱，官员拦在路中间，我不能不贿赂他啊。但是，不合理的制度并不能让伦理上错误的做法变成正确的，并不能解除错误行为之伦理责任。而商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商人们的伦理意识本身十分淡薄。
让我们设想，官员拦在路中间。对此，商人可有多个选择：第一，坚持正派的做法，官员未必不会放行。第二，官员也完全有可能不放行，但我将坚持伦理原则，那就干脆不做了。第三，我也不甘心，要做商业，但首先，我与其他商人、与其他社会群体联合，致力于改变官员的行为模式。在这三种情况下，商人都坚持了商人伦理，而可能做成商业，也可能做不成。
然而，在中国，商人们似乎普遍地选择第四种：官员既然拦住了我，而我又想赚钱，我就贿赂官员。伦理上错误的行为畅行无阻，因为，商人的伦理意识十分淡薄。
恰恰是这种败德行为，让商人丧失了薛蛮子所钟爱、期望的商人的独立性，他们贿赂官员，也就依附着官员。由此，他们或许很有钱，但是，在官员面前，他们必须装孙子。由此，他们虽然占有社会中相当比例的资源，在精神上却是个矮子。他们或者依靠炫耀财富、通过挥金如土的消费，来缓解内心的焦虑，树立自信心。而这种愚蠢的炫耀又让他们成为民众嘲笑、怨恨的对象。这样，在官员那里，商人是依附者；在民众那里，商人又是可憎的一群人。
天行有道：立身在于修德。一个人要想站得直，必须站得正。商人要想站起来，具有独立性，就必须修德，必须遵循商人伦理。道德可以让一个人立起来，因为他俯仰无愧，因为他无求于人，由此，他充满自信。
商人可能会说，可是，我这样约束自己，还能发财吗？我的财产还能安全吗？我不得不坦率地回答：完全有可能，你就不能发财了。然而，伦理的作用其实恰恰就在于，它让你不得不选择：冒着丧失发财机会的可能而坚守伦理，还是背离伦理而发财？在这个选择之中，才可以见出不同人的人格高下。而做出正确选择者，可能丧失发财机会，但将获得内心的安宁。
其实，在任何社会，商人都要不断面临这样的伦理选择。在美国也不例外，只不过，其选择之机会成本也许不是很大。在中国，由于制度不健全，商人不得不经常面临伦理选择，而选择的机会成本非常高。这意味着，商人要做出正确的选择，需要更大的勇气。
换言之，在中国，商人的伦理负担更为沉重。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也正是这样的道德重负，有可能成就伟大的商人，比盖茨、比乔布斯更伟大的商人：他们也许在商业上遭遇挫折，但可能改变中国，就像清末的绅商们。商人们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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