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吴永正
吴永正像导演张艺谋电影中的秋菊一般执着地寻找着“说法”。他周围的人却在担心暴力事件的发生,他们开始担心吴永正会失去理智。
伤心的事情一桩接一桩,吴玲玲几近崩溃。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刚刚宣布她姐姐案件的终审结果,转眼间,她的父亲就不再接家人的电话,仿佛消失了一般。
她给能想到的人都打了电话,得到的回答异口同声:没和吴永正联系过。
这不是吴永正希望的结局: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五年来,他为自己的大女儿——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吴英奔走呼号,始终坚信吴英无罪。
5月21日下午5点,他被击垮了。
被改变的命运
20天前的5月1日深夜,位于北京长椿街1号的金色夏日长晨园宾馆,寂静的四楼传来断续的鼾声。循声而去,一间亮着灯的房间内,酒醉的吴永正仰面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房门洞开。
他并不善饮酒,可却常常要喝酒,因为能在酒后很快入睡。房间的桌上始终有酒,中午喝不完的,就留到晚上喝。他还抽烟,不停地抽,一天能抽完四五包,一根接一根。
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保持整洁的外表。斑白的两鬓被染得乌黑发亮,干净的衬衫领子不见一丝污渍。1955年出生的他,和一般人们印象中的农民不一样,他更像是城里的小老板。
是的,他曾经是个小老板。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是自己家乡歌山一带的名人。因为当年他带领建筑队在甘肃承包工程,由此发家致富,并给家里盖起了三层小楼。在1980年的浙江东阳农村,这样的民宅几乎可以称作是独一无二。
可是,三十年后,吴永正一家依然住在这栋三层红砖小楼里。他自己的积蓄在甘肃一场长达八年的官司中几乎耗尽,而他的大女儿吴英,曾经的亿万富姐,并未给家人改善居住条件,就已身陷囹圄。
2007年2月5日,北京首都机场,吴英准备登机返回杭州时,被公安机关扣下,当晚被押至浙江金华看守所,随后以“祝素贞”的假名被刑事拘留。吴英后来回忆说,2月6日是改变命运的一天。
改变的不只是她的命运,还有她全家人的命运。
她的丈夫周红波(媒体亦有报道称“周洪波”),仅在2007年到2009年间出现过可数的几次,随后便销声匿迹。如今,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对本色集团和吴英的事,已经不太过问。
她的父亲吴永正,放弃了曾经辉煌的生意,把全部身心投入女儿的案子中。东阳、杭州、北京,五年来,他为女儿奔波的脚步从未停止。
她的母亲,一位普通的农村家庭主妇,因为自己的丈夫不做生意而没了经济来源,但还在家操劳着,生活全靠其他三个女儿的补贴。
她的大妹妹吴玲玲做生意的同时身兼父亲的司机、秘书及微博发布者,随时待命。原本计划出国的二妹妹,因为父亲把钱用于偿还吴英的债款而最终没能成行,现在在东阳开了家美容院。同样因为资金问题而没能去美国读大学的三妹妹,正在义乌打工。将吴英从小带大的吴英的奶奶,更是因打击太大,在2011年就去世了。
无法改变的性格
这些变化吴永正都看在眼里,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为女儿争取权益,尽管前路漫漫。
5月16日晚饭时分,北京白纸坊的一家饭馆里,不等吴永正嘱咐,领班就拿来了他喜欢的辣椒,全店最辣的一种。吴永正并未因此高兴,只是稍稍点头以示感谢。
这一天,他的心情如过山车般上下起伏,眼下正是最低落的时刻,他根本不想吃饭。早上,他的新委托人蔺文财从北京赶往杭州,等待吴英案主审法官金子明的接待。吴永正满心欢喜,盼望着浙江高院接受蔺文财的辩护。到下午下班时分,从杭州传来坏消息,金子明拒绝了蔺文财,因为“未经吴英本人授权”,同时,也因为蔺文财不是律师。
饭桌上摆着一瓶白酒和三瓶啤酒,喝完白酒的吴永正,还要喝冰镇啤酒。酒后,吴永正偶尔能讲几句笑话,在逗得旁边人大笑时,他的笑甚至没有露出牙齿。
能改变的是命运,不能改变的是性格。五年来,吴永正以刚烈、耿直的性格示人。2011年4月7日吴英在浙江省高院二审时当庭承认非法吸收存款罪,吴永正直斥自己的女儿没有骨气,“如果吴英犯了罪,我自己都要把她打死!”“有罪就是有罪,没罪就是没罪,她要认这个罪,我宁愿让她死!”
面对接连不断的媒体采访,吴永正重复地表示着同一个意思:吴英无罪。“如果吴英确实是骗子的话,哪怕她是我女儿,我理都不会理她。”身高不足1米7的吴永正,说这些话的时候铿锵有力,仿佛要用尽他消瘦身躯中的全部力量。
然而,时间来到2012年,微妙的变化出现了。2月12日晚,吴永正在东阳租住屋里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吴英罪与非罪对我不重要了,吴英现在死与活,也都不重要了。但必须讲个理!(如果)你们敢以权乱法,我就敢以身试法!”
5月16日晚,他再次向《投资者报》记者强调:“吴英的死活我已经不关心了,我就是想要个说法!”他将仇恨的子弹瞄准了金子明。
在写给家人的明信片中,吴英用“倔”、“要强”和“执着”来形容自己父亲的脾气,说他会为了一个目标不惜牺牲一切,“但执着的结果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吴永正像导演张艺谋电影中的秋菊一般执着地寻找着“说法”。他周围的人却在担心暴力事件的发生,他们开始担心吴永正会失去理智。
一个人的战斗
“不用担心,这些都是他做父亲的气话。”云南里程律师事务所的朱建伟律师并不担心吴永正。5月21日下午5点,身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他刚刚接到吴永正的电话。电话里,吴永正告诉他,浙江高院已经宣判了。随即,朱建伟长叹一声,关闭手机,乘机飞回昆明。
不到两个小时前,他刚刚提醒吴永正,要随时关注浙江高院,“可能很快就会宣判了”。这位曾为褚时健案件做过辩护的老律师,参与过云南省涉案的厅以上干部的全部公诉,对案件有着非同一般的直觉。他在5月18日第一次到浙江高院被拒绝后,就开始提醒吴永正。
随后的两天周末,朱建伟逐渐发现,吴永正就是个朴实的农民,人很不错。但身为父亲,吴永正五年来只见过吴英四次,而且每次都是在法庭上。在这次宣判前,吴英更是有长达五个月的时间断绝了音信。“他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跑,没有章法,太可惜了,至少应该有个‘救人专案组’和‘精英辩护阵容’。”
吴永正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五年来,他随时准备出发,行囊中的定型摩丝和洗衣液,都是符合航空托运行李要求的标准型号。他一个人出发,一个人做决定,几乎不和家人商量。但他不是律师,更无法判断辩护水平的高低。
5月21日晚上,吴玲玲终于打通了吴永正的电话,她把他送回歌山镇那幢三层的红砖小楼,希望他能多休息休息。当晚21点47分,实名认证为“吴英的父亲”的新浪微博发布一条微博,称对于这样的判决无话可说,并质问浙江高院,“我上午的时候还在高院,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们想隐藏什么?”6分钟后,又发布了另外一条微博:“申诉到底!!五年不够就十年!!”
不能承受的事情,现在必须承受。
投资者报 张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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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