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环：要理直气壮地支持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关部门、有关方面应当堂堂正正地依法维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合法权益。

党的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就是说，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身，也有利于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就是说，只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家致富，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光荣的。在国外，衡量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主要看两条：一个是缴纳税款数额的大小，一个是吸纳就业人员的多少。这几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很快，但绝对数不大，纳税额只占国家税收的7%。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关部门、有关方面应当堂堂正正地依法维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合法权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要规范言行、遵纪守法，兢兢业业地办好企业，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我曾给工商联写过六个字：“爱国、敬业、守法”。这是工商联的传统，希望大家继续发扬这个传统。一方面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主流是好的，但并非十全十美，的确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些同志的思想还转不过弯来。大家也许还记得，“文化大革命”搞所谓“斗私批修”时，总批判有钱，批判发财，把平均主义推向了极端。有个电影叫《青松岭》，里边有个人物叫钱广，他到山上捡一点蘑菇和松子，让人帮他带到城里卖，赚一点小钱，这就被打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遭到批判。在今天看来，这个批判岂不是很可笑！有个道理要搞清楚，你没有钱并不是因为人家有钱，人家不发财你不一定就能发财。我们不能再回到《青松岭》那个时代。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了，一部分人有钱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有钱以后究竟干什么？一方面，要继续推进自身发展，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再生产，给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要帮助别人发展，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多办一些好事善事。过去常讲“富人一餐饭，穷人半年粮”，现在一餐饭花一万块钱不算新鲜，一万块钱可买多少粮食，够一个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群众吃多少个半年？为什么不能在吃饭上少花点钱，多帮助穷困的人办点儿善事？孟子讲：“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你若帮助别人，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别人也会帮你；当你发财的时候，周围的人会替你高兴。如果你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甚至损人利己，为富不仁，你越发财别人越穷，别人就不会支持你，你的发展也不会顺利，你的心情也不会舒畅。我们既要理直气壮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也要理直气壮地提倡富裕起来的人们帮助生活困难的人们。这既是解决发展过程中经济不平衡、生活不平衡现象的一种措施，也可以使那些生活比较困难的人们心理上平衡。这就是既用政策的手段克服两极分化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同时又用道德的方法解决不平衡问题。

（摘自1998年10月7日在会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时的讲话）

看一个生产企业，应当看它的产品是好是坏，市场是否需要，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害，企业的效益如何，而不应该先定社会性质。有些企业很难说它是什么主义，废钢市场把各地的废变压器搜集起来，把变压器中的剩机油集中起来，把白银分解出来，从集中的油和白银中得到一笔钱，然后再卖废铁。你说它是什么主义？我看在中国就是社会主义。

有些东西不要急急忙忙定性，只要市场需要、社会无害、生产者有利，就应当允许、支持。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生下来可以先起个小名，阿猫、阿狗、铁蛋都行。主要的是让他身体好，长本事。

这几天你们给我的印象是好戴帽子，每到一处总是先说我这是社会主义的。你们反对别人给你们戴白帽子，你们自己也不要抢戴红帽子。不戴帽子不行吗？温州能把全国各地的破旧化纤搜集起来，经过洗染织成五颜六色的地毯，然后四块钱一平米出售。许多加工厂是家庭作坊，前面工厂后面住家，或楼下工厂楼上住家，生产机器日夜不停，父母妻子轮换上班，紧张得很，辛苦之极。你说他这种精神该不该提倡？国家要富强，生活要改善，就得有这种干劲、拼劲、苦劲。

简单地以私有经济比重来确定社会性质是不科学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有经济比重是加大了，但不能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如改革开放以前了。原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比重都很高，它们的社会主义却垮台了。

批评温州的人也说温州经济发展了，生活提高了，就是搞了资本主义。他们说的资本主义就是指温州经济多是非公有制经济。我国农村改革后，公有制经济比重小多了，但农村的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你能说农村改革是搞资本主义吗？应该承认，在许多情况下，公有制经济搞不过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原因是什么可以研究，但这样的事实不少。非公有制经济搞多了吗？我看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我说过，中国的国有经济很大一块要让给非公有制，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自觉不自觉、主动与被动的问题。搞得好，是积极退却，可以收回一大笔资金；搞得不好，节节败退、溃退，会付出很大代价。对此我有一套想法。

(摘自1991年5月19日听取温州市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北京对温州的说法很多，说温州很乱，温州在搞资本主义，温州什么都有，等等。我这次来是想直接体察一下，是非曲直你们比我更清楚。省市一级领导，和基层干部比更了解中央精神，和中央领导比更了解实际情况，你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我们常讲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就是原则，而且是一个大的原则。把对中央负责和对基层负责统一起来很难，但这是省委的责任。我不是说温州一切都好，我和刘锡荣同志谈话也批评了大建陵墓的问题，但总的应该说那里的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了，社会也比较稳定。温州的基础很差，没有什么资源，国家没给投资，交通也不发达，搞成这个样子很不容易。安徽搞承包，开始时北京说的多是坏话，小平同志支持才过了关。现在温州很需要有人替他们说公道话，省委领导应该给他们撑腰，起码不能随声附和，参加反温州的大合唱。北京有些人的话是靠不住的。温州经济搞垮，老百姓没饭吃，他们不管，最终还是要省委负责。

(摘自1991年5月21日和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

（选自《学哲学 用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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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经世, 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