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中国盛衰的命脉在于自由不自由
有人问，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没有民主政治也能发展那么快？我说很简单，一是稳定下来，不折腾了，二是恢复了部分自由。百姓种田可以不听县委书记指挥，农民可以自己当家作主，有了这样的经济自由就有饭吃了。在城市里恢复经济自由，可以创办企业，中国经济就发展起来了。
一个文明古国，又是在儒家文化长期熏陶下，以华夏之邦、天朝上国自命的大国，怎么一下子变为外受欺凌，内部民不聊生的弱国呢？出路又在哪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反复寻找答案。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一切问题归咎于洋鬼子侵略。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共两党都高喊“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把列强一锅烩，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你有这样的能力吗？如果有足够实力为后盾，不必挥动拳头或刀枪，通常在谈判桌上就能收回利权。如果实力不够，更要利用矛盾，伸张正义，维护主权。可是，这个口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凝聚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那就很正确和有力，赢得国内外赞同了。
反帝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的？1943年，中国与各国新的条约建立后，不平等的条约都取消了；1945年将日本打败后，反帝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1946年的中美通商航海条约是好的还是坏的？是不平等条约吗？你想想，要是今天有那个条约的话，中国领导人会高兴得跳起来了，贸易、通商领域我们想要的，里面都有了。
还要冷静想一想，中国贫穷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掠夺还是自己不争气？帝国主义掠夺当然有。输入鸦片罪大恶极！但是，认真研究中国近代史就会知道，中国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关键在自己内部没有改革好，国民没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相应地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足以保障公民的权利。
此外，我们把反封建归结为一个土地问题，对吗？杨奎松教授有个很重要的学术成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二章总结了学术界多年研究的成果和他的新探索，以丰富的数据，提出一些很值得重视的论点。例如：
1.“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要把地主和富农分开来，地主中又要区分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中国土地占有情况是以小地主为主。“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他们和多数农民并无多少差别……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近现代以来并不存在土地日趋严重趋势。”“中国近现代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而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等“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总的趋势是农村土地更加分散而非更加集中。
中国社会要转型，大土地占有，应该解决。但焦点不在这里。中外社会转型，关键都是人的解放。多年来我反复讲，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在哪里？在严复的两句话：“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中国盛衰的命脉在于“自由不自由。”
有人问，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没有民主政治也能发展那么快？我说很简单，一是稳定下来，不折腾了，二是恢复了部分自由。百姓种田可以不听县委书记指挥，农民可以自己当家作主，有了这样的经济自由就有饭吃了。在城市里恢复经济自由，可以创办企业，中国经济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现在经济自由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有国进民退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很清醒来看。
把革命口号与民粹情绪结合起来，和民族情绪结合起来，有很大迷惑性。特别是年轻人，听到控诉帝国主义，控诉地主、资本家，很容易热血沸腾，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个国家要成熟起来，现代化要真正实现，公民就要理性化，避免思维方法极端。真正用自己的头脑去想问题，敢于怀疑和辩论，根据自己的认识判断，不要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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