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强行让中国人60岁退休太残忍

梁小民：只有货币最重要

通胀只是一种现象，背后是”增长率拜物教”，是对高GDP增长的追求。能把这种愿望变为现实的则是政府的无限权力，政府可以完全主导经济。说到根本上，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这样一层一层分拆下去，中国经济问题的病根就找到了。 主流媒体对我国通胀的解释是”输入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和”结构性通胀”。但周其仁教授在《货币的教训》一书中告诉我们：”输入型通胀”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成本推动型通胀”也不那么经得起推敲，而”结构性通胀”则是一个”滑稽的类别”，类似于牙坏了就称之为”结构性牙痛”。那么，通胀的原因是什么呢？周其仁说：”通胀并不复杂，无非就是流通中的货币比生产增加得更快。” 用货币来解读宏观经济，这种方法当然不是独创，而是经济学的传统。在芝加哥大学，没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课程，只讲”货币”与”价格”理论。宏观经济的核心是”货币”，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这就抓住了经济学的实质。《货币的教训》正是用货币来解释中国经济现存的各种问题，也就是我们所关注的”热点”。从国内到国际，包罗万象，但万变不离货币，正是这本书的特色。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把通胀归因为货币过量发行，他的名言是，”无论何时何地，通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周其仁正是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中国面临的严重通胀。他指出，在2009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加27.7%，同期名义GDP才增加8.7%”。货币量超过经济生产量如此之多，岂有不通胀之道理？ 那么，这么多货币是从哪里来的?谁都知道，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是唯一的货币发行机构。但1994年通过、1995年开始实施的《人民银行法》已经规定了央行不能以发行货币来支持政府财政支出。虽然央行滥发货币的做法已经得到限制，但在靠财政投资来刺激经济的政策下，”政府投资可以杠杆出更多的商业银行贷款，由此也就创造出更多的货币”。所谓”杠杆”就是商业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把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许多倍，创造出更多的广义货币M2，换言之，即使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权力受到了限制，政府和国企的投资仍可以创造出更多货币。所以，货币的过量增加，根源在于政府追求高增长率而增加投资。这些投资有些是生产性的，如政府”铁公基”的投资，尽管经济效益不一定划算，但有些是非生产性的，如广州亚运会总投资就达2577亿元。无论哪一种投资，都是增加了货币，引发通胀。说到底政府追求高增长，才是通胀的根源。不消除”增长率拜物教”，通胀就无法制止。 货币的另一个来源是逼出来的，这就是央行用基础货币去购买企业外汇。我们的外汇储备已达3万亿美元，算算这需要多少人民币基础货币?外汇储备的来源是出口顺差，即出口多、进口少。而出口有巨大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低估的原因还是为了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说到底这是重商主义的思路。汇率由市场上本币与外币的供求关系决定，改革前我们高估人民币值与现在的低估人民币值本质上都是为国内经济而控制汇率，属于希望汇率固定的思路。周其仁指出，固定汇率是守不住的，硬要守，就要用大量基础货币购买外汇，这样GDP增加了，但通胀也来了。 通胀只是一种现象，背后是”增长率拜物教”，是对高GDP增长的追求。能把这种愿望变为现实的则是政府的无限权力，政府可以完全主导经济。说到根本上，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这样一层一层分拆下去，中国经济问题的病根就找到了。

王巍：轴人任志强

大约非典时期，我和他在北京一个论坛上同场讲演，当时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讲了一个观点，我和老任下边交换了看法决定放弃原定内容当场与他讨论。老任上来就点名道姓地放炮直击，而且不顾在场几百人的感受，公然叫板谢部长明确何时能给自己交了的几百万所得税印制税单凭证。 第一次见任志强是1994年。王波明组织了一个银团贷款给任志强的华远公司，我负责的金融机构出了2000万给他用三个月，也没有可行性报告。王波明是京城金融界自视甚高也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居然不好意思向任志强要项目资料。我责任重大不敢不趋前查看。他是要钱的，却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跟我大谈北京的样板工程以及他亲自负责项目的姿态。根本没谈如果出了问题如何还钱。弄得我几个月一直不踏实，直到钱收回来。这位爷的自信和傲慢让我很久都敬而远之。 大约非典时期，我和他在北京一个论坛上同场讲演，当时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讲了一个观点，我和老任下边交换了看法决定放弃原定内容当场与他讨论。老任上来就点名道姓地放炮直击，而且不顾在场几百人的感受，公然叫板谢部长明确何时能给自己交了的几百万所得税印制税单凭证。我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发言中给这位学者出身的部长铺垫几个台阶，增加点幽默气氛。老任会后白了我一眼：不是都说好的吗！ 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会议上，任志强作为论坛嘉宾，语锋犀利，滔滔不绝。不仅把几个同台嘉宾堵得无语，而且尽兴发挥，将下边提问的观众也封杀殆尽。我作为主持人，不平则鸣赤膊上阵，调侃老任的强项在于能现场毫无顾忌地编出一系列适合自己论点的数据和比率。这是学了黄仁宇老先生的一套，要用数目化管理来颠覆中国房地产业。全场掌声雷动，发泄对老任咄咄逼人的不满。老任下来就拉住我：你在败坏我名声啊，我每年花上百万组织写数据报告，不信你花几万买一套研究吧。 几年前，我们一起参加一位朋友的生日，老任送这位女性寿星的点心看上去包装得乱七八糟，主人狐疑地打开一看，发现少了一块。老任一时脸红：没吃过，先尝了尝。在大家起哄下，老任被拉上来唱歌助兴。听着他那乱跑调的嗓门，我真是捏把汗。不料一曲完了，他竟高门大嗓地骂起来：这是什么破音响，给我调好了，我再唱一个拿手的！ 这两年，微博成为老任的最佳伴侣，他不遗余力把我们这些多少有些自负的老家伙们一个个带入微博世界。任志强也从全民公敌摇身一变成为80后的大众情人。任志强有千万粉丝，与他交往的朋友不计其数。我们相识很久，交浅言深。除了几碗面条，他从来没有请我什么，只向我推销过他的书。我曾帮他联系一个市委书记处理他上市公司的麻烦事，也是多年后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处理完了，倒像是让我感谢他一下。不过，老任出场讲演费不菲，我调动他几次，也只发给他几张纪念证书而已，远没有找平，还得安排，必须的！ 老任就是一个轴人，而且是跨越时代的轴人。儿时有政要之熏陶，少年赴陕北磨砺，青春期受共产主义洗礼。当过兵，蹲过狱，自学成才。在国有企业当领导，在合资企业当金领，在私营企业做董事。趟过官场晃过江湖暴得大名，被扔过鞋与总理同待遇，被骂过公敌与台独齐声名。他仍矢志不移，我行我素任人评说。 （作者为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

李瑞环：要理直气壮地支持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关部门、有关方面应当堂堂正正地依法维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合法权益。 党的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就是说，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身，也有利于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就是说，只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家致富，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光荣的。在国外，衡量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主要看两条：一个是缴纳税款数额的大小，一个是吸纳就业人员的多少。这几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很快，但绝对数不大，纳税额只占国家税收的7%。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关部门、有关方面应当堂堂正正地依法维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合法权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要规范言行、遵纪守法，兢兢业业地办好企业，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我曾给工商联写过六个字：“爱国、敬业、守法”。这是工商联的传统，希望大家继续发扬这个传统。一方面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主流是好的，但并非十全十美，的确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些同志的思想还转不过弯来。大家也许还记得，“文化大革命”搞所谓“斗私批修”时，总批判有钱，批判发财，把平均主义推向了极端。有个电影叫《青松岭》，里边有个人物叫钱广，他到山上捡一点蘑菇和松子，让人帮他带到城里卖，赚一点小钱，这就被打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遭到批判。在今天看来，这个批判岂不是很可笑！有个道理要搞清楚，你没有钱并不是因为人家有钱，人家不发财你不一定就能发财。我们不能再回到《青松岭》那个时代。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了，一部分人有钱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有钱以后究竟干什么？一方面，要继续推进自身发展，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再生产，给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要帮助别人发展，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多办一些好事善事。过去常讲“富人一餐饭，穷人半年粮”，现在一餐饭花一万块钱不算新鲜，一万块钱可买多少粮食，够一个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群众吃多少个半年？为什么不能在吃饭上少花点钱，多帮助穷困的人办点儿善事？孟子讲：“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你若帮助别人，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别人也会帮你；当你发财的时候，周围的人会替你高兴。如果你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甚至损人利己，为富不仁，你越发财别人越穷，别人就不会支持你，你的发展也不会顺利，你的心情也不会舒畅。我们既要理直气壮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也要理直气壮地提倡富裕起来的人们帮助生活困难的人们。这既是解决发展过程中经济不平衡、生活不平衡现象的一种措施，也可以使那些生活比较困难的人们心理上平衡。这就是既用政策的手段克服两极分化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同时又用道德的方法解决不平衡问题。 （摘自1998年10月7日在会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时的讲话） 看一个生产企业，应当看它的产品是好是坏，市场是否需要，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害，企业的效益如何，而不应该先定社会性质。有些企业很难说它是什么主义，废钢市场把各地的废变压器搜集起来，把变压器中的剩机油集中起来，把白银分解出来，从集中的油和白银中得到一笔钱，然后再卖废铁。你说它是什么主义？我看在中国就是社会主义。 有些东西不要急急忙忙定性，只要市场需要、社会无害、生产者有利，就应当允许、支持。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生下来可以先起个小名，阿猫、阿狗、铁蛋都行。主要的是让他身体好，长本事。 这几天你们给我的印象是好戴帽子，每到一处总是先说我这是社会主义的。你们反对别人给你们戴白帽子，你们自己也不要抢戴红帽子。不戴帽子不行吗？温州能把全国各地的破旧化纤搜集起来，经过洗染织成五颜六色的地毯，然后四块钱一平米出售。许多加工厂是家庭作坊，前面工厂后面住家，或楼下工厂楼上住家，生产机器日夜不停，父母妻子轮换上班，紧张得很，辛苦之极。你说他这种精神该不该提倡？国家要富强，生活要改善，就得有这种干劲、拼劲、苦劲。 简单地以私有经济比重来确定社会性质是不科学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有经济比重是加大了，但不能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如改革开放以前了。原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比重都很高，它们的社会主义却垮台了。 批评温州的人也说温州经济发展了，生活提高了，就是搞了资本主义。他们说的资本主义就是指温州经济多是非公有制经济。我国农村改革后，公有制经济比重小多了，但农村的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你能说农村改革是搞资本主义吗？应该承认，在许多情况下，公有制经济搞不过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原因是什么可以研究，但这样的事实不少。非公有制经济搞多了吗？我看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我说过，中国的国有经济很大一块要让给非公有制，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自觉不自觉、主动与被动的问题。搞得好，是积极退却，可以收回一大笔资金；搞得不好，节节败退、溃退，会付出很大代价。对此我有一套想法。 (摘自1991年5月19日听取温州市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北京对温州的说法很多，说温州很乱，温州在搞资本主义，温州什么都有，等等。我这次来是想直接体察一下，是非曲直你们比我更清楚。省市一级领导，和基层干部比更了解中央精神，和中央领导比更了解实际情况，你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我们常讲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就是原则，而且是一个大的原则。把对中央负责和对基层负责统一起来很难，但这是省委的责任。我不是说温州一切都好，我和刘锡荣同志谈话也批评了大建陵墓的问题，但总的应该说那里的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了，社会也比较稳定。温州的基础很差，没有什么资源，国家没给投资，交通也不发达，搞成这个样子很不容易。安徽搞承包，开始时北京说的多是坏话，小平同志支持才过了关。现在温州很需要有人替他们说公道话，省委领导应该给他们撑腰，起码不能随声附和，参加反温州的大合唱。北京有些人的话是靠不住的。温州经济搞垮，老百姓没饭吃，他们不管，最终还是要省委负责。 (摘自1991年5月21日和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 （选自《学哲学 用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