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平：反人类罪与“门面工程”

1968：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

1968年某月某日，广西自治区蒙山县的某个村庄，一个生产队长路过一片菜园地，对正在锄地的邻居，欲语还休地说，天气不好，注意啊。他的邻居，一个出身地主或者富农的中年男子，觉得这个生产队长很奇怪：天气分明很好嘛。

这个生产队长，再也没说什么，匆匆走了。

此前，生产队长参加了大队，也就是今天的行政村，召开的杀人大会。会上，大队干部讨论通过了一个针对“四类分子”的杀人名单。四类分子，是一个政治词汇，一个可以决定命运的政治身份，始于1950年夏天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这份决定，毫不留情地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列为革命的对象，需要打击的对象。文革当中，不仅他们本人要被革命，被打击，他们的子女有时也被列为被革命、被打击的对象。

回家的路上，生产队长很痛苦，他的地富邻居，为人老实，勤奋肯干，几十年来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不忍心看见他的血光之灾。然而，杀人会议纪律严明，谁走漏风声就杀谁，懦弱的他，只能壮着胆子，跟邻居瞎扯了一句天气。

没有领会生产队长言外之意的这个地富，很快被民兵们杀害了。更为残忍的，是斩草除根的杀害，三个孩子，最小的还不满周岁，也被民兵们杀死了。这个地富的妻子，因为是贫农出身，得以幸免于难。

这个生产队长有一本秘密日记，里面记载了大队杀人的暴行。

这件杀人凶案，是我在网上看到的，署的是一个作家的名字。该作家说，这个案子是他亲自采访的。这个作家还说，这个当时不过13万人口的小县，文革中杀绝137户。

我去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查找这个案例，没有查到历史学者的研究，不但这个案例查不到，关于文革中广西杀人的研究文章，寥若晨星。热闹的是互联网，“百度”一下，广西文革大屠杀的链接长篇累牍。因为没有可靠的信源，我不敢相信这个案例，以及这个案例背后，针对四类分子的杀戮，是不是真的。

如果对四类分子斩草除根的案例是真的，那么这本质上就是赤裸裸的反人类的罪行。纳粹党对犹太人的杀戮，日本人对南京人的屠杀，不自觉地让我们陷入一个认识的误区，好像反人类罪只会发生在战争之中，发生在敌国之间。其实不然，自从“反人类罪”作为国际罪行的一个概念，闪现于《纽伦堡宪章》以来，人类对反人类罪的认识，已经超越了战争，超越了国界，人们普遍认为，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等原因，根据某个国家或者某个组织所拟定的政策，对集体特征殊为明显的某些群体，所发动的有系统的成规模的迫害与谋杀，即使发生在和平时期，发生在本国的大地上，仍然是一种国际罪行，因为，这些罪行已经侵害了人类整体的尊严。

如果网上流传的包括但不限于广西的针对四类分子的屠杀是真的，当年尚在人间的充当刽子手或者帮凶的人们，应该站出来道歉。据说，1983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给四类分子平反的时候，那些杀了地富和地富三个儿子的凶手们，提着一只鸡，或者一只鸭，去敲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个地富妻子的门，磕头赔罪。苟活下来的女人不愿意接受他们的赔罪，有关部门有关人士给她做思想工作。

在我查阅的资料中，广西在文革期间非法杀害了包括四类分子及其家人在内的8万多无辜平民，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被判死刑的不过20余人，被判有期徒刑的不足2000人，余下受到责罚的47617人，所受处分不过是轻描淡写的党纪、政纪处分。

“这都是那个荒谬的年代的错，杀人不怪刽子手，这些罪行都是小范围内的组织决定的，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应该由组织来承担。”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组织应该担起罪责，但那些同意、帮助、实施犯罪行为的个人，也不能逍遥法外。正如60多年前国际法庭审判个人时所说，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个人犯下的，而不是抽象的组织做出来的，只有处罚执行了这些具体规定的个人，才符合罪责刑相当的原则，才能佐证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公理。

迄今，我国既没有加入《国际刑事法庭罗马公约》，也没有在国内法中规定反人类罪的罪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尽早牵手《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这是一个主张和平崛起的大国理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也是防止我们的国家重蹈覆辙的自我警示。

1969：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法

午夜时分，闻听一个死去的烈性传染病患者即将火化，河南开封东郊火葬场的工人们赶紧备好消毒剂。如果不是军人的戒严，这个人的火化，将与无数死于乱世的人们别无二致。然而，骨灰寄存证并未说明他的与众不同：

死者：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很多年以后，我们得知，这个送往火葬场时，脚还露在车厢外头的古稀老者，就是刘少奇，他有个令人惊愕的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他于1969年11月12日早晨6时许告别这个世界。此前不足一个月的时间，病入膏肓的刘少奇，被送往河南开封。此前不足一年的时间，中共中央在全会上，通过了将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

自从文革帷幕拉开，毛泽东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刘少奇以悲剧谢幕的结局已经注定。他开始认错，写检讨，接受批斗，有人揪他的头发，有人摁他的头，有人让他给红卫兵漫画鞠躬。有一天，不堪羞辱的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主席的身份，抗议那些折磨他侮辱他的人。我不是历史学家，无从考证刘少奇之死的细节，可以肯定的是：他遭到了政治迫害，丧失了人身自由，宪法没有保护好国家主席。

刘少奇受到批斗的时候，1954年制定的宪法，俗称五四宪法，名义上仍然有效。这部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在第二章“国家机构”中规定，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国家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

刘少奇的遭遇让宪法无比难堪。看上去，作为国家机构的国家主席权力很大，却连免于人身侵害的权利都没有。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要宪法有什么用？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换句话说，公民为什么需要宪法？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说说宪法是什么。宪法是500多年前西方思想家们的智慧结晶，思想家的理论过于玄奥，我且以大白话报告一二。宪法就像一份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合同，甲方是一个又一个公民，乙方是政府。在这份合同草拟之前，公民们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原始自然状态下，每个人各自为战，彼此混战，很累，与其互相争斗，不如合作共荣，组成一个政府，为了大家的公共利益，齐心协力跟洪水斗、跟野兽斗、跟异族斗。大家彼此承诺，我不侵犯你的自由和权利，你也不侵犯我的基本权利，就这样，政府成立了。但是，政府和人一样，有可能是好人，也有可能是坏人，今天是好人，明天有可能变成坏人，怎样保证政府始终是个好人，始终为了公共利益效劳呢？公民们合计，我们每个人跟政府签署一个合同，我们同意接受政府的领导，向政府缴纳保护费，在政府的旗帜下共同追求美好的生活，但是，政府得承认权力来源于我们这个大前提，还得向我们承诺，政府会按照权力制衡的原则运营，保障我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免受侵犯。字签了，合同生效了，宪法就诞生了。

人类历史上，最早草拟这个合同的，是从英国女王那里赢得独立的美国。美国制宪者制定宪法的时候，最大程度地融入了前面所说的合同理论，诚挚地相信宪法的首要任务，就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

这拨老道的政治活动家，非但忠实于抽象的理论，也钟情于现实的功利算计，将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希望，寄托于要言不烦的宪法。在不民主的国家，最大的危险是“少数人暴政”，民主国家恰恰相反，它的最大的危险在于“多数人暴政”。在“多数民主”已成美国大趋势之际，防止“多数人暴政”很快成为立宪的主要目标，比如说，如何让人口最多的白人，不能依靠人多票众的优势，制定剥夺黑人权利的法律。除了这个“大算盘”，制宪者还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中，多数人出身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定的财富，他们担心那些受教育程度低、一穷二白的、人多势众的白人农民，对他们实施“多数人暴政”。

因此，美国制宪者坚信，若要化解多数人暴政的危险，就得保障少数人，哪怕是一个人的权利，因而，对宪法的制定与修改，他们规定了几近苛刻的条件。时至今日，很多国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宪法不同于普通法律，普通法律保障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宪法保障的则是超多数人的利益；普通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强调的是多数人的同意，而宪法的制定与修改，在乎的是少数人的反对。

回头来看，刘少奇借以捍卫尊严的五四宪法，是基于什么目的而制定的？五四宪法是毛泽东应斯大林的三次建议而起草的，缘起于驳斥国际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攻击，说我们的政府不是选举的，是通过枪杆子自封的。可见，制宪者需要宪法，不是基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不是防止“多数人暴政”的需要，而是一项对抗国际舆论的“门面工程”的需要。

当我们知道宪法出炉的动机，不过是一项“门面工程”，宪法不能给国家主席最最基本的保护，也就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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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人文,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