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追梦博物馆

| 2012/02/25 | 1条评论

1989年的一个夏天,留学美国的王巍正在候机楼翻报纸,他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实习,准备搭早班机返回纽约斯特姆大学。无意中,他注意到人们争相同一个匆忙赶飞机的老人握手,老人从人群中望见了他,他也认出了对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尼克松停下脚步,问王巍:“你是中国人吗?从大陆来的?”“是的,我从北京来。”王巍回答。尼克松异常兴奋:“太棒了!我爱中国!”王巍不假思索,冲上前握住尼克松的手:“谢谢,我们也爱你。”人群很快散去,王巍还站在原地,他想,这个同毛泽东携手打开中国大门的美国人居然有这么长的手臂。

几年前,上海有家媒体把王巍形容成金融浪子,说他是体制内的“坏人”,大体因为他在中国银行呆过,在单位挽留下坚持要停薪留职去美国,回国后参与筹建南方证券一直做到副总裁,在中国股市最热闹的时候却选择了辞职。“下海”后,他仍不安分,搞了两个行业协会,还著书立说,跑到商学院给人讲课,要制定行业规范,得了一个“中国并购之父”的诨名。

这样一折腾,王巍就过了50岁,但他还是一个“浪子”。2010年,他不声不响地在天津建了一座NGO性质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之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金融类博物馆,甚至没人公开提过。没人相信王巍是认真的,他收藏的人民币币种还没有女儿多。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是最早和他交流这个想法的人,开馆前两天,崔告诉他:“其实我从心底里一直不认为你能做成”。他一做就是俩,去年,中国基金博物馆在苏州开馆。

采访王巍时,他突然把记者拉到电脑前,炫耀地指着一组PPT,滔滔不绝。里面是他为长江商学院讲课准备的教案,做公司占据他的时间,现在不到三分之一。

金融博物馆落地后,吴晓灵、夏斌、陈志武、许小年、张维迎,中国经济圈叫得上名字的人几乎都加入到了顾问团队。去年,王巍又拉上更有号召力的好友任志强入伙,组织起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邀请了陈东升、王维嘉、许小年等一批政商学界大佬做讲演交流,嘉宾自费,观众免费,半年来了3万人旁听。今年,他还准备再把柳传志和马云这样的人物拉进来。

王巍特别喜欢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的一句话:尽我所能,爱我所做。他生在政治年代,成于经济改革,接触过土老板,也喝过洋墨水,他从一个体制内高管变成了一个个体商人,赚了些钱,最后花在了博物馆上。

天之骄子

同尼克松握手时,身在海外的王巍并没意识到,中国的改革道路开始进入一个拐点,他始终觉得,身在历史转变的节骨眼上,能够参与改变,推动历史,会带来莫大成就感。一想到这些,他就无比亢奋。

王巍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那时,中国还没有“金融”这个概念,邓小平被《时代》评为了次年的年度人物,他在东北财经大学开始主修会计专业。

王巍从来都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从小学到中学,他受过最多的批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骄傲散漫,不守纪律。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老家辽宁某地的建设银行工作。一年后,王巍被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录取,到了北京。

从地方到中央,王巍看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在辽宁时,他感觉自己大学毕业,人五人六,但在当时精英云集的北京五道口,同学都来自北大、清华、人大这些最好的学校。自己的信息量、学术、思想、经历与这个环境相差太多,王巍有了压力,他开始感到自卑,但很快就变成了自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没有固定的老师,都是从各大高校请来名师讲课,限制较少,这些教授通常会把最精华和最前沿的东西拿出来,高度提炼但缺乏系统。王巍逼着自己去消化这些知识,同时,他和大批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一起读书,交流。毕业时,“见了世面,经历风雨,长了才干”的王巍发现,自己已经不输于大部分人。

1985年,邓小平第二次成为《时代》的年度人物,中国民间开始流行一首叫作《跟着感觉走》的歌曲:“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那年,王巍从“五道口”毕业,分配到中国银行工作。内心强烈的冲动告诉他:要做点什么。他利用业余时间,同一批金融界的改革青年一起,创办了一所名叫“财政金融函授学院”的民办大学,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讲课、编教材,同时,他们还组建了民间机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经常聚到一起,讨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

也在这个时候,王巍觉得,中国既然要走向世界,自己就应该到外面去看看,留日潮、留法潮、留苏潮之后,轮到他,留美潮来了。一开始,中国银行并不希望他离开,要求他再工作一年。

1987年,王巍到了美国,他再次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一种更强烈的反差。他当时想,可能活一辈子,中国也不会发展成这样。反差不单单是物质上的。在国内,社会对人的摧残,把人约束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到国外,突然没人管束你了,内心突然充满喜悦,就像解放了一样。

除了正常学习外,他还在花旗银行、大通、世界银行等公司实习,勤工俭学,赚取生活费。更多时候,他和一批同样留学海外的优秀金融人才聚会讨论。

当时,美国主要有两家自发组成的中国经济研讨组织,一家是中国留美商学会,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参加;另一家是中国资本市场促进会,由华尔街一批年轻律师和银行家构成。王巍是这两家机构的常客,和他经常结伴参加的,还有上一批留美学生王波明和高西庆。

不久,王波明和高西庆准备回国,那时学成回国的人并不多,王巍提议王和高“应该带点东西回去”。于是,一群人商量,最后决定由王巍执笔,写一篇5个章节的政策建议,讨论规范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

没想到,王巍刚写完一章总论,另外二人已经启程回国,并且把它交给了当时的张劲夫和谷牧。白皮书中的建议受到了高层重视,授权下,王波明、高西庆和国内一批学者,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

王巍起草的那章总论成了联办后来发布的“金融白皮书”的雏形。

自由的落差

1992年初,88岁高龄、两次当选《时代》年度人物的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发表了“南巡讲话”,中国改革有了新的流行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在纽约,王巍第一次唱起了卡拉OK,他记得当时唱的第一首曲子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后来,大伙集体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唱完,哭成一片。

原本这是大使馆为王巍准备的回国欢送会,计划中只有十几个人,最后来了一百多个,很多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专门赶到纽约。“印象中,风波后整个中国万马齐喑,这些人想看看,第一个铁心回国的那批留美博士究竟长得什么样。”

主角王巍没有哭,他说,好像在场的人只有他没觉得悲壮,反而很兴奋,他从始至终都觉得中国肯定会向前发展,“南巡讲话”前,他已经决定回国。中间,为证明自己不是混不下去才回国,他还应聘进入高盛然后又马上回绝,为此,当时高盛主管招聘的刘二飞气得一年没搭理他。

5月,留学5年后,王巍第一次回到国内。因为倒时差,他第二天早晨5点便起了床,从王府井走到天安门广场,又走到朋友开的一间公司。几个小时候后,他决定先在朋友那里干,等待国家安排工作。

“南巡讲话”前后,是中国证券市场快速成型的年代。1990年底,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开业,1992年9月,人民银行批准组建国泰、华夏、南方三大全国性证券公司。33岁的王巍被派往南方,参与南方证券的筹建。

即便是2004年,南方证券因为挪用客户储备金和巨额亏损成为了历史,王巍还是认为那里汇聚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成立之初,谁也看不到未来会怎么样,金融公司有什么前途,但所有人都充满闯劲,努力想创新。”王巍说,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南方证券是相当愉快的。

在南方证券,王巍最早负责筹备海南分公司,担任总经理。后来,他调回北方,在北京筹备了北部湾国际信投公司和基金部,做到副总裁后,开始主导基金业务和并购业务。他说,在中国,“并购”这个词就是自己最早提出来的,他不喜欢先前“兼并”的叫法,“感觉像东汉末年豪强兼并。”但他注定要和“豪强”打交道。

王巍在博客里写过这样一段回忆:他在辽宁做一笔发行业务,政府各部门都想从中渔利。看到他和政府部门关系没处理好,一个叫杨大勇的人提出,要把说好的承销费降低几百万。杨对王巍说,自己烧锅炉出身,在沈阳叫作码头(黑社会大哥),如果他不同意,就让600万沈阳人民扒了他的皮。王巍当时懵了,他第一次带兵“打仗”,不能让公司开门就损失几百万。等了4天,确定对方来不及换券商,王巍单独找到杨大勇,把领带一甩,对杨说,我从国外回来的,回国玩一玩,玩不好我可以照样回去,你不能玩,多少股民都系在你身上了,我有名我有利,我只担心名不够大,这次是中国万众瞩目的第四只股票,我今天就不签字了,我就废了你这上市公司,我全国出大名,明年拍屁股走人,看600万沈阳人民是扒了我的皮还是扒你的皮。最后,俩人在电视里握手言欢。

在南方证券,王巍几乎每做一个单子,背后都有非市场化的力量在相互博弈,“政府关系、公关、江湖势力”。其实,在中国市场环境里生存过的他早有心理准备,反而感觉如鱼得水。在南方证券待了两三年后,另外一些事情让他不能适应。

1994年,潘虹和刘青云主演的电影《股疯》,刻画了中国第一代股民的疯狂。从事证券,王巍却至今没有买过一只股票,他坚持认为,作为投行,应该做服务而不是炒股票和房地产。

南方证券做出眉目后,王巍过得愈发不愉快,通常是上面给他一大笔钱做业务,但投给谁都定好了,完全跟他没关系。有时候他有新的想法,把自己说兴奋了,其他人却无动于衷。他还很不习惯领导出差一大群人去机场接送,接完了一起连玩带唱。“慢慢地大家都觉得你很清高,得罪了很多人,在公司你变成了少数派,就出去了。”王巍说。

1996年,上海股市从五百多点冲到1250点,深圳股市从九百多点一直冲到4200点,中国股市迎来了第一波“大牛”,王巍从南方证券辞职了。

出口

中国金融博物馆在天津海河旁,早先是租界里的法国俱乐部,从天津火车站出来,过了解放桥就可以望见。

博物馆的门票很有意思,是中国早年发行的股票认购申请表过塑而成。王巍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个NGO项目,原本没打算收费。为了和整体风格协调,金融博物馆的洗手间装修精美,结果,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公厕,有时影响到正常参观,无奈下,开始收取10块钱门票。“靠收费不可能养活,只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概念,支持博物馆是有价值的,还可以阻挡一些不是真心想看的人,只是一种手段。”为了给参观者留点纪念,他连买带求弄了一大堆认购证。他说,可能过些年,这张认购证的价格远远大于门票价格。

博物馆内的展品,除了找积累多年的金融圈朋友东拼西凑,很多都是王巍从世界各地买回来的。“大家都知道我做协会,做研究,做博物馆,我靠什么呢,所有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我肯定是靠公司经营。”当然,他“下海”时,并不知道自己会在十几年后做这样一件事。

离开南方证券后,王巍还等着国家给另外安排工作,但过了大半年都没有音讯,他等不及了。1997年,他决定出来单干,创立了万盟并购集团。

万盟给王巍带来了更多自由感,同时,他也把自己推到了“一没资源,二没背景”的境地。“大家都认为你是坏人,要不你怎么辞职了?你首先要证明你是好人,我在体制内不需要证明,上来你就是好人。”

在万盟办公室的一面墙壁上,按时间顺序整齐装订着十几年来服务过的客户相框,有辽宁盼盼、中体实业、新希望等等,超过80家。

王巍的客户中,很少有大型国企,他说大国企看不上自己,自己就把中小企业做到最好。他把自己的公司比作专卖店,大券商比作超级市场,超级市场什么都卖,专卖店只卖香奈儿香水、古琦皮包,大券商什么业务都做,万盟只做并购一项。

随着公司经营逐步稳定,王巍开始重拾“爱好”。2000年,他成立了全球并购研究中心,中欧商学院院长刘吉知道后,安排他给国家领导人吴邦国讲课。王巍做了大量准备,没能成行,反倒是刘吉看了材料后,严肃地对他说:你既然看到了问题,不去研究不出去讲,就是对不起国家。

王巍说,刘吉对他触动极大,一个因为性格太直而政治地位不高的知识分子,坚持让自己这样一个小商人关注社会,发出声音。于是,他开始创立并购协会、PE协会,主持编辑商业杂志,成为了中欧商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的客座教授,参与创立亚布力论坛,还出了几本金融并购方面的书。2008年,在美国金融博物馆坐了半个小时后,他决定自己也搞一个。

“年轻的时候会去和命运抗争,五十知天命,过了五十就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会更多地去消化和理解这个社会。”王巍说自己有些自负,因为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但这种优越感仅限于自己的专业内。“人人喊改革,谈国家大事,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文革时就是这样,人民银行行长不管税收和控制物价,谈房地产调控,每个人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其他事情可以八卦,但不要充满激情的冲上去,这是一种错位。”

因为做博物馆,王巍几乎看遍了金融历史书籍,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资格讲些东西,他正在写一本叫做作《三十件展品看中国金融史》的书,用三十件博物馆展品把中国金融的脉络和故事全部讲出来。

回归

吴英案宣判时,王巍是最早一批发微博评论的人,他觉得自己不是公知,这件事情轮不到他发言,但当有人分不清什么是非法集资的时候,他就必须出来说话,否则就是犯罪。“当然别人越研究比我越深,但我起码可以帮忙烧起这把火。”他的很多评论,都是这种态度。

《货币战争》畅销的时候,陈志武想写本书批判里面的阴谋论,王巍劝他,没看见爱因斯坦和跳大绳(神经病)的辩论,不要太认真。前段时间,他转了几条倾向方舟子的微博,粉丝骂了些十分难听的话,他立马拉黑,还劝告同样被骂无数的任志强不能太宽容,如果怎么骂人都行,社会就被搅和了。

王巍已经习惯从非大众化的角度看问题。几个月前,沈阳市市长在北京开座谈,花了很多钱,研究未来15年20年的城市发展规划。王巍看到满场请来的领导和专家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发言时很气愤:沈阳这么大的城市,研究2020年以后的城市发展,为什么没有一个80后参加,他们的未来凭什么由我们来决定,这种规划没有任何基础。

筹备金融博物馆时,王巍终于看到了让他敞亮的东西,很多年轻的志愿者愿意无偿去做一些事情。“过去我们信仰佛道法儒,都是功利主义,我看到的年轻人,他们打破了毛泽东时代的信仰、孔孟的信仰,甚至是原教旨资本主义市场的信仰,他们在精神上相对自由,你看到这么多公益组织出来,会突然发现一批新人开始有了新的信仰,有了价值追求。”

“其实我们这代人都是变色龙,把自己和社会协调一致的能力太强,搞政治运动是佼佼者,搞经济改革又冲到第一线,就像冯仑写的《野蛮生长》一样,每个人都是这么出来的,这就是社会。”

在好友王石影响下,王巍喜欢上了登山,除了大雪山,每个月,他都会和自己组织的登山队爬些小山。“那些年轻人太快了,一下就窜到了前面,我赶不上他们。”王巍羡慕年轻人的劲头。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他19岁,开始学习会计。他觉得很没面子,因为当时流行数理化,于是拼命考进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学金融。

15岁时,王巍插队到离家很远的贫困山村,知识青年挑公担,他卖力干农活,凡事出头,当了1000人的大队长。

更小的时候,父母被关进了牛棚,他两三年也没见一面,“散落在社会上”,背毛语录,搞批斗,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是学校里的先进人物。

王巍说,或许是从小家庭受到排斥,让他有些自卑,他必须跟别人不一样,才能找到信心,这种逆反形成了他的性格。

出国前,王巍因为讲课卖教材,分到了十几万人民币,他当时觉得自己是在做崇高的事业,是在搞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他没要这笔钱到美国时,口袋里只剩下20美元。

“我在农村插队,在体制内学习,然后又到国外接触了很多新东西,认为自己能力很强,要做大贡献,后来堕落成商人,但毕竟读过书,希望能做点文化上的东西,身已至此,心犹不死,这个时候如果能做成一个博物馆,对我来说是种巨大的成就感。”王巍的第三家博物馆,很快就要在上海开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超 发自北京、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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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南方人物周刊, 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