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市场经济羁绊

亚洲四小龙，都是以儒家的“仁”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它们现在都变成了高收入群体。比如美国2010年人均收入48，000美元，新加坡2010年的人均收入50，700美元，跟美国相当；香港34，000美元，跟美国差距不大，台湾、韩国都是2万多美元，都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了，所以并不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就不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的“仁”为核心价值，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的“博爱”为核心价值。“仁”跟“爱”有共同的地方，都是对人的关心。但是基督教的“爱”与儒家的“仁”相比哪一个更好？

我个人认为难分上下。基督教的“爱”是以神为纽带，基督徒都是神的子民，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他们要像兄弟一样地爱。然而，它的“博爱”是在教徒这个圈子里面的，于是有教徒和非教徒之分，它的爱不包括非教徒，所以才会有十字军东征，才会有现在所谓文明的冲突，甚至在教徒里面还有教派之分。

而中国的“仁”的含义其实很简单，就是感同身受，只要能够感受到的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发生在别人的事情，我们也同样会欣喜或伤感，也会关心，这是“仁”的含义。但它是以血缘为纽带，跟我们血缘近，感受就会强烈一点，血缘越远，感受也就越淡，这样就有亲疏远近之分。那么，这种有亲疏远近之分的“仁”，跟以神为纽带但分成教内教外的“爱”，不能说哪一个绝对好，但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区别。

从经济组织来看，一般认为，与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的经济组织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体系。但是，西方在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罗马帝国崩溃了以后是农奴社会，一直到18世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才兴起。但是中国在2000年前春秋战国时代时，秦国的土地就可以自由买卖了，而且劳动力也可以自由流动。

孔子周游列国，苏秦张仪游说诸国，换句现代的话讲就是高级白领到国外去找工作，而且当时不仅是高级白领，一般劳动力的流动也是一样的。《管子-牧民篇》写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其意为“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就像现在我们国内沿海比较发达，内地很多人就移民到沿海；美国、欧洲经济发展水平高，很多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的人民就移民到那里去。

春秋战国时代，不仅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且商品经济也非常发达，那时就是一个标准的市场经济，而且还有投机产业的出现。春秋时代的吴越之争，范蠡帮助越王打败吴王后吸取“高鸟尽、良弓藏”的教训辞掉官职，带着漂亮的西施泛舟西湖。他有生财之道，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商品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最后一句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

可见二十一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春秋战国时代范蠡就已经总结出来了，他当时投机的原则就是今天在美国纽约股票市场，或是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场投机的原则。可见，中国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相恰的。

亚洲四小龙，都是以儒家的“仁”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它们现在都变成了高收入群体。比如美国2010年人均收入48，000美元，新加坡2010年的人均收入50，700美元，跟美国相当；香港34，000美元，跟美国差距不大，台湾、韩国都是2万多美元，都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了，所以并不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就不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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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专栏, 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