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市场经济羁绊
亚洲四小龙,都是以儒家的“仁”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它们现在都变成了高收入群体。比如美国2010年人均收入48,000美元,新加坡2010年的人均收入50,700美元,跟美国相当;香港34,000美元,跟美国差距不大,台湾、韩国都是2万多美元,都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了,所以并不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就不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的“仁”为核心价值,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的“博爱”为核心价值。“仁”跟“爱”有共同的地方,都是对人的关心。但是基督教的“爱”与儒家的“仁”相比哪一个更好?
我个人认为难分上下。基督教的“爱”是以神为纽带,基督徒都是神的子民,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他们要像兄弟一样地爱。然而,它的“博爱”是在教徒这个圈子里面的,于是有教徒和非教徒之分,它的爱不包括非教徒,所以才会有十字军东征,才会有现在所谓文明的冲突,甚至在教徒里面还有教派之分。
而中国的“仁”的含义其实很简单,就是感同身受,只要能够感受到的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发生在别人的事情,我们也同样会欣喜或伤感,也会关心,这是“仁”的含义。但它是以血缘为纽带,跟我们血缘近,感受就会强烈一点,血缘越远,感受也就越淡,这样就有亲疏远近之分。那么,这种有亲疏远近之分的“仁”,跟以神为纽带但分成教内教外的“爱”,不能说哪一个绝对好,但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区别。
从经济组织来看,一般认为,与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的经济组织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体系。但是,西方在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罗马帝国崩溃了以后是农奴社会,一直到18世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才兴起。但是中国在2000年前春秋战国时代时,秦国的土地就可以自由买卖了,而且劳动力也可以自由流动。
孔子周游列国,苏秦张仪游说诸国,换句现代的话讲就是高级白领到国外去找工作,而且当时不仅是高级白领,一般劳动力的流动也是一样的。《管子-牧民篇》写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其意为“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就像现在我们国内沿海比较发达,内地很多人就移民到沿海;美国、欧洲经济发展水平高,很多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的人民就移民到那里去。
春秋战国时代,不仅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且商品经济也非常发达,那时就是一个标准的市场经济,而且还有投机产业的出现。春秋时代的吴越之争,范蠡帮助越王打败吴王后吸取“高鸟尽、良弓藏”的教训辞掉官职,带着漂亮的西施泛舟西湖。他有生财之道,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商品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最后一句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
可见二十一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春秋战国时代范蠡就已经总结出来了,他当时投机的原则就是今天在美国纽约股票市场,或是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场投机的原则。可见,中国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相恰的。
亚洲四小龙,都是以儒家的“仁”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它们现在都变成了高收入群体。比如美国2010年人均收入48,000美元,新加坡2010年的人均收入50,700美元,跟美国相当;香港34,000美元,跟美国差距不大,台湾、韩国都是2万多美元,都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了,所以并不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就不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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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和仁的分析,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