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经适房优先公务员 再分配增加不平等

这些年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扭转政府对社会、对民众权力过大(主要是不受制约)责任过小(主要是不可问责)的积弊，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中国虽然“离福利国家还有十万八千里”，但过去那种把“福利”看作“在上者的‘待遇’，对下民的‘恩典’，给了你得谢恩，不给你也别怨”的状态正在改变。

但是这样的发展仍然是很不确定的。从2008年以来，我国实行以扩张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反危机”政策，中央4万亿、地方10多万亿的钱砸下去，各地一片“大干快上”之声，各方面的投资都“超额”，但惟独真正的“保障房”虽然被宣传得很热，实际运作中却明显被冷落。

不仅如此，在“保障性住房”这个大盘子里还奥妙无穷。总的来讲，在这个盘子中“济贫”目的相对明确的廉租房比含义模糊的“经济适用房”更受冷遇。几年前我国基本上是只有后者没有前者。不少城市以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的名义从农民那里强行圈地，却盖起大片穷人买不起、富人占便宜的“廉价豪宅”，即所谓“经济适用房”。

而与此同时，开始受到限制的“经济适用房”却越来越向官员倾斜。在平民购房资格严格化(这是好事)的同时，“公务员经适房”(或曰“集资房”、“单位自建经适房”、“定向开发”住宅、单位“团购”房等等)这两年却空前地泛滥起来。从北京到各省，与旧时“宿舍大院”景观迥异、价廉质优、房大地段佳的“公务员经济适用房小区”或老百姓所说的“官员小区”遍地开花。

另一方面，廉租房建设不仅在热闹的宣传背后面临实质性的冷遇，而且其制度性的扭曲也不容忽视。媒体不时报道的违规租售之类尚属小者。根本问题还在于廉租房如今基本上仍是以户籍居民中的穷人为申请者，而与当代城市化大潮中2亿进城“农民工”、尤其是越来越成为主体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安家需求没什么关系。可是缺了这一块，住房福利要摆脱“负福利”状态是不可能的。

最近一些城市，如重庆、昆明等提出要为农民工建廉租房，这个动向值得称赞。但是，不要说如今这还只是计划，何时能够兑现还遥遥无期，即便开始兑现了，其帮助的对象仍然是“农民工”群体中的“上层”。

总之，廉租房不给农民工(或只给农民工中的“劳模”)，经适房优先公务员，而且“公务员经适房”又是“经”得惊人，“适”到豪华。这类制度缺陷严重地扭曲了我们的住房保障建设。在国际上，福利政策都具有帮助弱者、减少不平等的再分配功能。“高福利”国家可以显著减少不平等，“低福利”或倾向于自由竞争的国家，不平等的减少就不那么显著。但是这种再分配至少不会增加不平等。“低福利”国家只照顾最弱者，而高福利国家不太弱的也可以得到保障，甚至全民都享受保障。但不可能只照顾强者。

而改革前我国的“福利”与特权挂钩，福利覆盖面从最强者开始，初始分配或许比较平均，“再分配”却增加了不平等。我把这种状况叫做“负福利”，改革就是要使中国走出负福利状态。这当然不能一蹴而就，但至少不能倒过来加剧负福利。无论是住房，还是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改革，都要对此格外注意。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高福利，在我国首先应当指的是反对特权福利，而左派主张增加平等，在我国就应当首先为最弱者争取福利。前者不可能赞成“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后者不应该同意“廉租房不给农民工”，我们应当共同防止负福利的加剧，到了福利机制由负转正后，高福利还是低福利才能成为真问题。

(原载昨日《经济观察报》，作者秦晖，系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