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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企业家不希望中国爆发革命

企业家的个人命运永远和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之后,诞生了四通、联想、海尔、万科……而在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又有一批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陈东升、王文京、冯仑们迅速崛起。

“南方谈话”是一个信号

对于联想来说,我们做企业决策时,一般是从自己的情况出发,当年股权制度设计,后来走国际化路线等都是企业行为。但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却对企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1989年到1991年,世界经历了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这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出了问题,该如何解读背后的原因?当时一种普遍的担心是,中国还会不会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当时的一些舆论,让很多人疑惑,中国是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中国会不会走回头路。也有人认为,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是因为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受了不良影响,如果真的这样来总结,中国就很可能会走回头路。当时我也曾感到紧张,相信很多企业家都会和我有一样的担心。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释放了一个信号,打消了人们的顾虑,让我们这一批人可以安心做好自己的企业。深圳那幅巨大的邓小平画像,上面写着“发展是硬道理”,这让我们坚信中国不会再走回头路。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理解不了我们那时的感受,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所处的年代,也没有比较,并不知道改革到底带来了什么。我40岁才开始创业,或者说才有机会创业,非常知道一个人完全没有资格选择道路时是多么痛苦,一辈子完全只能走一条既定的道路,一直到老,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心里想做的事完全没机会做。正是有了改革开放,我们这一代人才有了自己的舞台,才能充分发挥才能,成就更好的人生。

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难,但和我们那时候的难是没法比的,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当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的时候,一家5口人,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冬天早晨醒来,房间里面只有4度,和冰箱冷藏室一个温度。这种日子我们都过来了。这和今天一些年轻人有各种机会和条件,但是拼不过别人,不是一个概念。

中国现在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改革,否定中国所走的道路。当年我在西北呆过,当时宝鸡是陕西比较富裕的地方,但八百里秦川,那么多农村,农民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过着极度贫穷的日子。其实当时整个中国都穷,那时候没有两极分化,只有一个极,就是大家都穷,甚至是赤贫。再看看现在的中国,变化巨大,富强富裕了很多。

民企的半壁江山

如今,民营经济成为了半壁江山,这是中国市场化最主要的成就之一,中国企业能够参与到竞争中去,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通过改革开放是做不到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陆续诞生的中关村的企业都憋着一股劲,希望科技领域下海办企业的一些人能够把高科技产业化这条路走通,当时北京市和海淀区给了极大鼓励和支持,高科技企业因此迅速做起来了,多数企业都是中科院和大学这样的机构办的,也成就了一批企业和企业家。当时中科院周光召院长实行一院两制,鼓励一部分人把成果努力转化成产品,向市场推广,给了联想一个很好的小环境。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更多的人受到鼓舞,出来了一批人和企业。

1992年南巡掀起了新一轮发展高潮,政策上在不断变化,我们的感觉也很明显,之前,中国电脑行业几乎是完全封闭的,高关税,要批文,目的是不让国外的电脑冲击我们的民族工业。计划经济的时候,像联想这样体制外的企业想生产电脑,也拿不到生产批文,生产批文不对民营企业开放,这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一些国有企业的产品质次价高。

之后,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取消了批文,民营企业可以进入了,国外的电脑和原器件也都涌了进来,并进一步放宽外国人在中国设厂的限制。这对中国的电脑行业形成了巨大冲击,长城电脑一年就被冲垮了。但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则在这个行业迅速崛起。联想1994年只占中国市场份额的2%左右,到2000年,所占市场份额增长到27%。所以说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的路,民营企业特别受益,特别是像联想、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多是以民企为主。

当然,现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还是存在着一些约束,这就需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比如除了国家需要补贴和把控的特殊行业,充分竞争的行业和领域应该完全放开,这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体制的框架和规则下做事

30年来,一批批企业崛起了,但也有不少企业倒下了,不少一度风光无限的企业家或锒铛入狱,或黯走他乡,或沉寂之后再无声息。倒下去的企业,有的倒在了市场竞争中,有的倒在了体制的路上。联想一直保持一个良性的发展,我有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不在改革开放中犯错误,不做改革的牺牲品。

这些年我自己有几个坚信,一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政策和要走的路是有矛盾的,允许你突破,但是有界限,不能做太过分的事情。我基本是沿着边走,不越线,但也有自己的突围。二是在发展业务过程中,努力向西方企业学习,在市场化之中竞争。为什么一些企业轰然倒塌,因为完全是计划时代的方式,就是分配,完全没有打市场的能力。而我们做过代理,认真学习了国外的营销方式,什么叫做市场,什么叫做销售,也了解用户要什么,也知道怎么改进产品。由于做了这些工作,才能在开放之中“与狼共舞”。三是在改制中把握好时机,懂得进退和感恩。

企业工作者和政府官员的角度和高度是不一样的,站在国家的高度做的决策更有全局性,有时不一定会对所有的局部和个体都有利。企业工作者可能对政策有不满意的地方,用合理的方式积极提出看法即可,而不要有过激的行为,这可能会扰乱大局。

比如有的人,看到了局部某些不公正的东西,不停地抱怨或是“呐喊”,结果顾不上自己的企业,企业垮了。企业家要记得自己不只是一个人,肩上担负的是企业里更多人的责任,企业垮了,是对股东和全体员工不负责任。因此,我要记住自己的本分,把自己的企业办好。

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诚信经商,按章纳税,遵纪守法,解决就业,注重环保,善待员工等等,然后才可能根据企业的能力开展公益活动。努力做好自己的企业,让企业实现产业报国,这是我们全体联想人的诉求。我们公司的愿景第一条就是“以产业报国为已任”。

很多问题,我目前很关心,但未必能想得清楚。比如说,一些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制度,使得老百姓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出现了过度福利化的状况,减弱了人们向前冲的动力,很多人没到退休年龄就想退休,在没有大的经济危机出现以前,很和谐,没有大的贫富差距,但是整个社会缺少发展的动力,这是好的制度吗?今天中国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改革的地方,但我们肯定也不希望中国出任何问题,我们希望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我没有那种高度,企业家只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够了。

我更感兴趣的是欧洲长时间经济衰退后,对我们的企业会有什么影响,联想集团电脑的销售量会不会有所减低。联想控股下面有两个投资公司,他们的投资应该偏向于哪一类。

我想与中国民营企业家交流的是,稳定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让社会空气和谐湿润,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最要尽力的。所谓改革,真的要改,也得是执政党内部自上而下的推动。我知道现在一些民营企业抱怨受到不公平待遇,联想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不公,我一个明确的态度是,把企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自己的企业该如何发展,该怎么做,哪种东西对整个中国最有利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哪种东西可以让企业发展得更好。我只在现有体制的框架和规则下做自己的事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是仅此而已,提出也不一定坚持,因为我拿不准,确实高度不同。改革是一个大的系统设计,要一步步来。

改革是一个整体

中国改革到了今天,有一件事情已经很明确,那就是改革是一个整体,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一个一体化的东西,只追求经济改革的话,会遇到问题,改革会难以深化。

比如现在,如果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够以消费为拉动,会让百姓生活得更好,但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政策,扩大内需也提了很多年了,总是效果不彰。比如减低税收,把减的税收补贴到百姓的工资中,比如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再提高。还有政府开支是不是过大,是不是把税收用得更好。这些都不只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最好的方式,是改革的推动者对问题有深入分析,并不断去思考下一步如何改。邓小平南巡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推动会怎么样?我们相信执政党是要求不断改革的。中国的改革走到了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不会回潮。

经济改革应该和政治改革相配套。经济改革在前面,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程度,政治改革一定要进行。今天的中国,政治体制还是需要改革的,打击贪污腐败,提高监督力度,这些一定要做。

企业生存环境依附于整个中国的发展环境,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等是密切相关的。政府不断改革、改良,让改革更全面,不仅是经济的改革,还包括政治、文化等等的改革,让改革形成系统化。这是我们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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