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王岐山是我初中辅导员
我真正记事儿,实际上到了中学。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在初二(2)班,高二(2)班的学生对口当我们的辅导员。开始的辅导员要出国去越南留学,就改由王岐山当我们班的辅导员。文革开始以后,我们学校主要是高中的学生闹得比较红火,我们就是跟着瞎胡闹。
我是抗美援朝时在丹东出生的。我母亲叫李秀亨,也是搞物资供应的。我父母不是同时调到北京来的,所以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是陆陆续续到的北京。我兄弟姐妹四人:哥哥、姐姐、我、妹妹,名副其实的是“兄、弟、姐、妹”。
当时国务院机关总共有五十几个部委,有四十多个部委都在西城区。商业部也在西边。我到北京后住在商业部机关宿舍的大院里,好像是在西城棉花胡同,是个四合院。后来又搬到部里的宿舍楼。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父母总是出差,家里老没人。我上的那个小学,原来叫培英小学,是财贸系统的几个部委子弟为主的一个小学,后来交地方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几个孩子都分别在学校寄宿,父母基本都不在家,礼拜天就把我们搁在阿姨家,由阿姨带着我们。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有时干脆连礼拜天都不回家。所以,我们从小相对都比较独立。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作文很不好,我母亲就要求我多读书。但是,那时候家里没什么书,就是《三侠五义》、《儒林外史》、《三国演义》、《水浒》这些东西。我印象深的是,我四年级就读《牡丹亭》、《红楼梦》了。小学毕业考试的时候,是全市统考的。我写的作文好像是《我的父亲》,作文要求写800字,最后时间到了,还没写完。那次语文考试得了86分。考35中的分数线是184分,我考了个186分,于是就上了35中。35中那时候是西城区重点中学。
我真正记事儿,实际上到了中学。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在初二(2)班,高二(2)班的学生对口当我们的辅导员。开始的辅导员要出国去越南留学,就改由王岐山当我们班的辅导员。文革开始以后,我们学校主要是高中的学生闹得比较红火,我们就是跟着瞎胡闹。串联以后,我们学校初中的一帮人结伙,坐着火车到全国各地跑了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假串联”,没干什么事,就是见识多了点儿。
我哥哥任志刚,“文革”前是北航附中的学生会主席,后来上大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一司”的副司令。上天安门啊这些活动,他都参加。当时,北航附中红卫兵的活动啊,搞什么东西啊,一大帮干部子弟老聚在我们家,成为他们的“据点”。比如讨论什么“巴黎公社”原则呀,比如“北航红旗”开始打“联动”后研究对策啊,等等。我哥哥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因为我小学六年级就跟他们一块儿出去玩,跟大孩子在一块儿,接受他们影响比较大。
“文革”中印象最深的应该说是“联动”在北展开的那次会。那次,我们都去了。北航附中也是主力嘛。几派在会场就开始打起来了,谁说的都有道理,就是没自己的思想。这边说这个,那边说那个。我姐姐嗓门特别大,会上人家都抢喇叭,我姐姐就自己冲到台上,在那儿扯着嗓门喊。当时,不用麦克风的就是我姐姐。对“文革”,我们刚一开始完全都是盲从,根本不明白怎么回事,以为就是共产主义了,毛主席怎么伟大。从“联动”事件开始,怀疑就开始了。1966年底时我就已经有了这种想法,认识到很多东西都是假的,不能盲从了。开始知道要自己动脑子,不是说谁说的一定就是对的。从那时起,我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那时候,我哥哥、翁永曦他们那几个人里头,有一个人我忘了叫什么了,他眼睛不好,但可以把《资本论》倒背如流。那时候看《资本论》,就是那样看的。感觉到别人说得不对,于是就开始学马列。那时候是一堆一堆的马列书籍。另外,那段时间我们也像电视剧《血色浪漫》描写的那样: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打架……我们还去北海滑冰。去玉渊潭八一湖滑冰、游泳的时候比较多,那里没人管,也不要票。这种日子到了毛主席说“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时候就结束了。
1968年底,我们学校有一批人去山西插队了,我跟着他们去山西转了一圈。第二年,我跟着王岐山他们一块儿去延安插队的。我本来没想去插队,后来学校的红卫兵啊,学校的老师啊,军代表啊,到我家里去“逼”我父母,于是,我父母就给我报了名。我是被逼着稀里糊涂地去插队的。
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任志强口述,采写:徐绥之、齐馨,编辑:墨诞、米鹤都,主编米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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