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效率的主要根源来自于市场不发达，来自既得利益调整困难，来自制度性障碍和行政干预过多；关键是消除扭曲，减少管制、分割，增强公平监督
中国经济改革明确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已经有18年之久。充满活力的中国经济无疑证明市场机制早已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否达到了合理比重？这一比重可能在65%与85%之间，但具体是65%？70%还是80%？需要评估。之所以上限为85%，是因为发达国家纯粹的政府服务可能占10%左右，因为有一部分公共服务还是从市场采购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比重高一点到15%，可能比较合适。
我们早已明确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基本原则，但要真正实现，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推进市场化和国际化过程中，中国取得了世所罕见的成就，同时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曲折。今天，无论在产品和服务市场领域，还是在生产要素市场方面，中国都面临着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要切实加快这些改革，必须更加重视各种市场的特殊性，全面把握内部结构和外部条件的基本差异，继续以坚定明确、开放务实和逐步完善的态度处理好各种关系，力争在“十二五”时期使中国市场体系的成熟度有一个显著的提高。
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的基本关系并没有改变
尽管市场有种种缺陷，但是现实经济运行中，导致经济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可能并不是市场本身。
首先来看中国经济的运行效果。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高投入低产出，无论投资还是消费都存在巨大浪费。不少人说中国的消费不足。如果按照占GDP的比重来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确实是偏低的。但按照绝对规模来说，细分产品来说，中国的消费一点也不低，甚至许多奢侈品的消费量也是数一数二的。与此同时，中国消费方面的浪费是极其严重的。
从经济结构演变来看，中国也偏离了欧美日等许多大国工业化的路径。例如，长期以来，服务业占比上不去，工业集中于低端制造业，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从内地跑到沿海，而不是资本向中西部转移或扩散。再比如，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工资收入占比下降，城乡差别扩大。为什么许多自发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呢？这些重大问题的形成根源很容易被归结为市场盲目性。其实并非如此，它们恰恰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正好可以说相反。主要根源仍然是体制不合理，行政干预过多，导致城乡分割、市场不统一、公平竞争环境较差、公共服务不均衡，都形成巨大浪费。
发达国家近年的发展是不是证明市场已经完全失灵了？市场已经不适宜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工具了呢？恐怕也不能这样理解。
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更在于社会政治方面而非市场经济方面。因为次贷，以及全部约10万亿美元的住房贷款，直接的原因是“所有权社会”，是美国梦。大家都要有房子、有大房子，因此就放松标准来放贷。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政府或者政府支持的企业实际上操控金融市场、债券市场，操控利率、评级、信贷。例如，房利美、房地美能够将利率压到最低的限度来借钱，筹措到低成本资金，然后再融资给其他的住房贷款银行。最终导致的恶果是它们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过去占的便宜都要加倍偿还。
这个现象好像同正常的市场运作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政府干预，只不过干预是比较间接的、比较隐蔽的。如果说这是资源配置的失败案例，与其说是市场失败更不如说是政府失败，就信息不充分不对称而言，也可以说是“双重失败”。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个经济体里的低效率，主要根源还是来自于市场的不发达，或者既得利益调整困难，制度性障碍过多，行政干预过多。随意肢解市场、扭曲市场或者无限分散风险的做法造成巨大危害。市场不是最完美最理想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没有比市场更好的选择。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我觉得这是一个关系经济全局的重要方针。
构建政府与市场的和谐关系
首先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都属于市场关系。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和决定着市场。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正视市场是基本经济关系，也是基本的配置资源方式。必须用发展市场的办法解决市场欠缺而产生的问题，这恐怕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
各种经济关系非常不同，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市场关系，在其内部规定性上就有差异，服务市场也是如此，内在结构也很不相同。“十二五”规划里明确提出要对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改革。事业单位即科技、教育、文化、医疗、体育等，数量是非常巨大的，也涉及到了这些领域的非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明确要市场化。这个改革是有实际意义的，推向市场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其内在规律研究把握上有差别，改革的方案和效果很不一样。大体上说，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是成功的改革案例，足球黑幕则反映了体育改革一个方面的失误，但是这方面最终一定会走出成功的路子。
其次，在明确市场基础性作用方针之后，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充分认识市场的具体环境和条件，并切实尊重市场多样化的特殊性或个性。
理顺这些市场关系就要靠深化改革，而不是增加新的扭曲。现实中的最大危险可能是简单套用一种商品市场模型于其他商品，或者简单将商品市场概念强加在要素市场之上。白菜和萝卜的市场就很不一样，更不用说房屋和土地、金融和就业了。注意不同市场的区别、同一市场的分层对于下一步改革及政策调控都非常关键。
从国际市场体系看，大家通常认为比较发达的、竞争比较充分的、可以说是非常完善的大宗商品市场，国际外汇市场，国际黄金市场，其实也有很大差别。
比如国际外汇市场，多年来一直到现在，不断有人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应该只集中在美元和欧元等少数几种货币，应该高度分散，认为高分散就可以避免风险，增加收益。其实这是做不到的。世界上虽然可兑换的货币、可交易的货币、甚至是可以被称为“硬通货”的货币有很多，但是在外汇市场上，这些货币币种实际上的权重差别是极大的。特别是当资产总量两万多亿美元的时候，你没有特别多的选择。比如说要是多买瑞士法郎，就像要在洗脸盆里要养一条大马哈鱼，是做不到的。国际外汇市场，虽然把衍生产品考虑进去每天都可以发生几万亿、十几万亿的交易，但实际上能够与真实经济、真实货币挂钩的真实交易却非常有限。
大宗商品市场也是这样，中国现在越来越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主要参与者，实际上早就是中心了。黄金市场和其他贵金属市场，我们都是主要参与者，但是我们对这些市场的理解和把握都非常有限。
从国际大市场来看，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一是每个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品种之间很不平衡；二是短期波动剧烈，长期比较平稳；三是现货和期货是紧密结合的；四是衍生交易越来越发达。
在这些市场上，中国早已成为决定性的参与者，但是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为什么就不能考虑进行长期合作呢？为什么就不能签订兼顾双方或多方利益的有弹性的协议呢？因为大起大落，说到底对谁都不好。
第三，需要充分考虑全球化背景，要开放与监控并重。政府在这方面更应看清大势，统筹全局，充分利用好各种资源，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这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比方说加快发展国内外汇市场，也就是增强人民币的可兑换性，实际成熟的条件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这里也存在对市场本身的认识差别。比如有人说那么多外汇储备能不能减少。有人说能不能藏汇于民，问题是这与汇率机制联系在一起。但是实际上，国内外汇市场，由于不当管制，存在种种扭曲，造成效率损失。人民币在绝大部分资本交易项下已经具备了可兑换的条件，完全可以加快实施，当然，我们还必须保持对跨境资本交易的有效监督和控制。
房地产市场方面也是这样。外资流入在房地产市场投机，国家应当严格限制外国企业和自然人来华购买房地产。但是除了堵之外，还必须解决国内房地产企业的筹资问题，要为它们打开正常的融资渠道。这个问题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关于股票证券跨境交易，同样要有所限制。当然我们也要有引进，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还应鼓励，更应鼓励海外机构合资或独资进入人民币理财管理，我们需要的是经验、技术、人才，而不是资本。
总之，我们需要研究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且应当有经常的评估与检讨。可惜这个工作目前做得还很不理想。
现阶段发展完善要素市场的主要任务
现阶段发展要素市场，最重要的是消除扭曲，要害在于减少管制、分割，增强公平监督，提高因势利导的能力。
从融资市场来看，加强对风险与效率的监督、考量。尤其要注意，不要设想我们可以将系统性风险在金融市场上分散转移出去，这是不可能的，必然还流转在体系内。中国的情况不能简单地比照外国。因为在外国，大银行大而不能倒，会有系统性风险。我们赞成对大银行要有更高的要求。但是在中国，同样小银行也有不能倒闭的问题，也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这个问题回避不了，要有应对的办法。从融资市场的结构来看，还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必须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特别是各种公司债、市政债、高收益债，包括股票创业板、私募基金等进一步加快发展。这是解决我们资金市场、融资市场发展中根本性问题的办法。
劳动就业市场方面，最主要问题是提供供求双方平等谈判的机会。工会的作用在历史上很受争议，在不同的时期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但是就我们现在而言，工会的作用是缺失的，是不足的。另外是统一城乡的劳动力市场，在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逐渐实现公平，因为目前农民工平均收入水平，实际上是从事同样工作而有城市户口者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
土地使用权市场方面要“开正门、堵旁门”。首先，用途需要加强管制，保护农业和环境，把规划变成法律。其次，必须承认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允许进入市场，自由交易。第三，整顿和压缩集体建设用地，在利益关系透明的前提下允许其进入市场。第四，鼓励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巨大潜力。我们的建筑密度还非常低，土地使用的集约化水平和人口规模和密度相比还差得很远，要鼓励城镇存量土地进一步盘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