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艾智仁 2月20日
艾智仁(Armen A.Alchian)是我的老师。这个师生关系,经济学行内很多人都知道。较少人知道的是,我没有正式选修过他的课。我是他的旁听生,重复又重复地旁听了五个学期。这个师生关系的发展很有意思,我试把它写出来,希望后学的人能知道某一种教与学的方法是怎样的。
艾智仁(Armen A.Alchian)是我的老师。这个师生关系,经济学行内很多人都知道。较少人知道的是,我没有正式选修过他的课。我是他的旁听生,重复又重复地旁听了五个学期。这个师生关系的发展很有意思,我试把它写出来,希望后学的人能知道某一种教与学的方法是怎样的。
六○年代初期,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在国际上不见经传,但于今回顾,那时其实是如日中天。赫舒拉发(J.Hirshleifer)、普纳(K.Brunner)、艾智仁当时都任职该校,是他们的全盛时期,锋芒毕露,不过,我离开加大之后他们才真正举世知名。跟我一起在研究院就读的好几位同学也是高人一等。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到了芝加哥大学任职,见到那里有口皆碑的「明星」学生,相比之下,就知道了。如今,这些旧同学都大有建树。
我是一九五九年进入加大的,起先打算读商科,但过了一个学期就转攻经济。在经济系上了几天课,就听到一些研究班的同学谈及艾智仁的事。他们对艾氏肃然起敬,说他如何高深莫测。艾氏当时不教低班,也少在校园走动,我没有机会见到他。然而,关于他的超凡本领,我时有所闻。有一次跟有名的Scoville教授闲谈,说到艾智仁时,我提起听来的有关艾氏出神入化的本领,他笑笑说:「没有如此厉害吧,起码他自己不会同意。但他可能是当世最优秀的价格理论家。」我从小没有偶像,对任何人都不崇拜,但思想对我有很特别的吸引力,听到艾智仁有如天马行空,心焉向往,恨不得立刻可以上他的课。
我是六一年进入研究院的;那时艾智仁到了史丹福大学作客座教授。于是,我的价格理论跟一位从哈佛来的教授(R.E.Baldwin)选修。有一次,另一教授(C.Miller)在课室里谈到知名度的问题,提起艾智仁,他肯定地说:「目前只有行内的高手知道他的本领,但成名应该是迟早的事。」言犹在耳,大名鼎鼎的森穆逊(P.A.Samuelson)到加大演说,听众济济一堂。某学生提出一个问题,森氏回答说:「且让我教你一些价格理论……」他说着马上停下来张目四顾,改口说:「啊,我说错了,在你们这个地方我怎敢教价格理论呢?」全室大笑!大家东张西望,要找一个人。那时艾智仁在史丹福,而在座听众都知道森氏指的是什么与谁。
选修过的科目是不可以再修的。我在六二年获硕士后,尚要选修的主要科不多,旁听就成了习惯。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重心所在,我当然特别关心。在艾智仁回加大之前,我旁听的主要对象是赫舒拉发。后者毕业于哈佛,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价格理论中他专研投资理论,近二十年来举世商学院大行其道的「财务学」,赫氏是开山鼻祖。(我也旁听过赫氏五个学期,与他的师生关系也有不少可写之处,这是题外话。)
有一次,赫氏教到收入变动对需求的影响,一位同学举手大声说:「艾智仁说收入是不会影响需求的!」赫氏停下来,把讲义推开,神秘地微笑道:「我不知道艾智仁为什么会说这样愚蠢的话。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很多年前,在兰克公司的一个会议上,我遇到艾智仁。那是我第一次遇见他。在研讨中,艾智仁提出一个观点,愚蠢得难以置信,所有在座的人都认为他错了。很多人向他解释,但他老是不明白,坚持己见。我想,这个人真是蠢得可怜。过了好一会,我见他耽搁时间,就亲自向他解释为什么他是错了。殊不知说到一半,我突然发觉所有人都错,只有他才是对的。」
后来有机会与赫舒拉发谈起思想的问题,我好奇地问:「你与艾智仁相比如何?」他坦率地回答:「我所知的广博,他的范围比较狭窄,但如无底深潭。」于今想来,这是识英雄、重英雄的衷心话。
以上是我遇到艾智仁之前,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些事情。我心目中认为他不会像传说中那样出神入化,但我知道,能听到艾氏的课是难得的际遇。我硕士的成绩好,本来打算转到芝加哥大学去,拜师于佛利民门下,但听到艾氏快回加大,就打消去意。我本来也打算在六二年考博士试的,但因为要先上艾氏的课,要考他出的博士试卷,就改迟了一年。好些同学有意避去艾氏的试题,但有几位却像我一样,明知困难而为之。可以说,在听艾氏的课之前,我的心理准备是足够的。
(二)
一九六三年初,我开始旁听艾智仁的课。他有一条众人皆知的规例:旁听生在课堂上不准发问,也不准答话。在大学上课,我是一向不做笔记的,但总带着张纸,装模作样地画点什么。艾氏既然连问也不准问,我就索性连纸笔也不带了,专心聆听,一早就走进课室,找一个少人注意的角落,静静地坐着,如临大敌。
第一课,课室坐满了人——大概有五十多人吧——那差不多是当时整个研究院的学生了,大部分是旁听生。铃声一响,艾智仁进入课室,鸦雀无声。我细看这个传奇人物,见他长得高瘦,头发有点斑白,领带打得走了样,西服陈旧,但还算清洁。他向窗外望,笑了几下。「哈,这么多人!我敢打赌,几星期以后一半的人会不见了。」我想,他是指我们这些旁听生吧。没有学生回应。他好像有点尴尬,继续说:「我从来不备课,没有讲义。从早到晚都在想的问题,天天想,想了那么多年,是不用准备的吧。讲义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今天写下来的,明天的想法又有点不同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两张残旧不堪的纸头,解释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一份作参考用的读物表,你们就会麻烦我。这两张读物表是学生几年前逼我编出来的。只有这一份,你们影印后要还我。介绍这些读物只是为了应酬,与我教的不一定有关系,你们可以不读。」这样,下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就抢着到图书馆去,争先恐后地找那些读物,跟着大家君子协定,作谁先读谁后读的安排。我们都听说艾智仁对一般读物看不上眼,认为没有什么值得读的。如今竟然有此读物表,秘籍无疑也。
就这样,他开始讲课了。他说:「假若你在一个有很多石头的海滩上,没有任何量度的工具,而你要知道某一块石头的重量,怎么办?」问题提出来后,没有回应他不会继续,这是大家预先知道的。正式选修的同学此起彼落地提出各个办法,但每个办法都证明不可行。下课的铃声响了,一位同学来不及把话说完,艾氏已匆匆离去。这是第一课。
每星期三课,每课五十分钟,课上都在谈量度石头的重量,都找不到办法。这样就花了几个星期时间。显然,与经济学似乎无关的事,同学们都认为其中必定大有玄机。过了不久,每次下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就开会讨论艾氏在课室上所说过的话,要寻求他所指的是什么,和有什么含义。这个课后学生自搞的小组(后来维持了两年),在不知不觉间,使我们对价格理论的认识、运用,大有所获。
一位老一辈的,在几年前上过艾智仁教的统计学课的同学,见我们在「石头」的问题上打转时有点心灰意冷,便安慰我们,说艾氏教统计,从头到尾都在谈赌马,最后大家从赌马中学得统计学所有的基本概念。赌马显然与统计有关,但石头呢?难道我们要胡里胡涂地在石头的问题上花一个学期?
第五个星期,艾氏进课室时满面笑容,欣然自得,问:「你们明白了没有?」学生反问:「明白什么?」答曰:「量度石头重量的困难。」他于是指出,量度必定是武断的事,是武断而又有系统地将数字排列、分配、定名。他跟着谈到不同量度系统的局限,功用的含义,功用理论运作的基本条件,量度与推断的关系,客观与价值观的区别,需求定律的重要,福利经济与科学扯不上关系,等等。在五十分钟内,他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使我听得呆了。其见解的精辟,其逻辑的紧密,其哲理的湛深,使我意识到学问是可以这样迷人的。
古人说的「学究天人」会使人有高不可攀的感觉。说艾氏学究天人,本来不错,但他那样淡然处之,不渲不染,对重点的刻画挥洒自如,使我觉得他在学问上的深度,我也有机会达到的。从那天起,在敬佩艾氏之余,我有了自信。假若没有经过那四个星期去想石头的如何量度,我不会在五十分钟之内被艾氏说服的吧。在此之前,我对福利经济很感兴趣,下过不少功夫,但从那天起,我不再涉及福利经济的问题。
学期很快过去了。艾智仁明显地错了一点:他推断学生人数会减少一半,结果并非如此。选修也好、旁听也好,到学期结束时,课室还是满满的。后来有人说,有我们那个小组坐镇,或多或少起了一点作用。
(三)
第二个学期,艾智仁一进课室就问:「什么是货币?」这是经济学幼儿班的问题,任何学生都知道答案。但问题由艾智仁提出,大家都知道课本上的答案不管用,无谓自取其「辱」,所以没有谁敢回答半句。艾氏把问题重复,到最后,有一位同学终于大胆地反问了:「什么是货币?」
「为什么马铃薯不是货币?所有的书本都说马铃薯可以是货币,但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社会以马铃薯作货币呢?」他继续发问。这一提点,聪明的选修同学们就有很多意见了。其中有几个表现很不俗的,都读过史德拉(G.J.Stigler)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的、关于讯息费用与价格差异的文章(后来史氏因该文而获诺贝尔奖),所以立刻从马铃薯携带不便、保存不易、大小不一等问题上谈到价格差异的问题。如是者搞了三个星期,黑板上的方程式此上彼落、写写抹抹,为的是证明货币之所以为货币,是由于买卖之间的价格差异最小。可惜完满的答案始终得不到。若干年后,艾氏发表了《什么是货币?》,其答案还是有待商榷的。
艾智仁的教学方法自成一家,要学也学不来。他对课程不整理,讲解时没有大纲,题材与科目不一定有关系,而他提出的问题,连他自己也往往没有答案。他的本领是提出新的角度来,诱发学生对明显不过的答案要重新思考、衡量。在他的引导下,我们不敢肯定自以为「知道」的,再浅显的答案我们也要再次地想,一层层地想下去。他教我们不要放过一个术语的任何意义,而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解释行为。他很随和,说话不多,对自己不认可的理论或观点,他很少痛下批评,在课室上只是轻轻摆手,微微一笑,大家便会意了。对他稍为首肯的文章,我们就要跑到图书馆去找。有这样的感染力,是因为每一成见,经过他提点之后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
艾智仁所提出的问题都很浅白,像小孩子发问一样。几年后——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一个酒会上遇见史德拉。他不知我是谁,在谈话中我向他提出一个浅显的问题,他说:「啊,你一定是史提芬,只有艾智仁教出来的人才会问这样愚蠢的问题!」跟着哈哈大笑,亲热地带着我介绍给其它的长辈。
在某方面说,艾智仁对学生是很冷淡的。例如他不准旁听生发问,在办公室里往往不接见学生。然而学生们提起他不仅敬重,而且对他很喜爱。这显然是因为,除了不肯给学生多点时间之外,他与任何学生对话都平起平坐,对每个学生的观点他都客观地衡量,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压」其上。给他有力的分析「战」败了的学生,会觉得自己跟艾智仁交过手,纵然惨败也觉得有所收获,且有舒适感。任何辩论,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刻意维护。他追求的只是真理,谁对谁错于他毫不重要。一位同学说,他是个做梦者,跟他对话好像是感觉到梦的回应。我自己的感受是,有如跟一个忘我的脑子对话。
在课室上,我只有一次见过艾智仁使一个学生难以下台。他提出一个问题,那学生回答后,他问:「要跟我打赌吗?」学生说:「我不是赌徒。」「假若我以一千元对你一元呢,你赌不赌?」「那么我赌。」「你刚才不是说过你不是赌徒吗?」学生无言以对。哄堂大笑之后,艾氏抱歉地解释:「不要说『不赌』那样的话。我们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在下赌注,几分钟以后的事没有人可以肯定,而我们决定做什么就是一个赌注了。到市场付钱买鸡蛋,我们不能肯定鸡蛋不是坏的,所以买鸡蛋也是下赌注。」话题打开,他又转到投资与风险的问题上,并且是重要的一课。
当年,史丹福大学有三位极「左」的马克思理论者,都是名家。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邀请了这三位马氏信徒与艾智仁及两位学者,在加州海岸的一个小市镇,一连数天举行辩论会。我没有机会在场当听众,引以为憾。据说艾氏在那次辩论中一反常态,措辞锋利,弄得不欢而散。报道有云:艾智仁在会上不放过对方的任何术语,要求他们解释每一术语的含义,节节进迫,对手实在答不出来,所以就拍案而起了。
思想来去无踪,连大纲也没有的教学方法,虽然同学们都很欣赏,但当时大家却认为,这只适宜于教授研究院中水平高的学生,次等的或低班的就不成。这观点,后来证明是错了。我离开加大多年后,艾氏转为专教大学的一年级学生。据说听课的学生数以百计,站着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并且,艾氏被年轻的学生选为最佳教授。后来遇到艾智仁,我问及此事,他很开心,津津乐道,说年轻的学生能协助他维持灵活的思考,也使他更能明白教学的方法。
(四)
旁听生不能发问——我是不甘于接受这一事实的。我知道从课室到艾智仁的办公室要走几分钟路,于是就打这几分钟路的主意。第三个学期,我选了近门的座位,下课的铃声一响,我随即冲出去,在他身旁一边走一边提出我已准备好的问题。他的回应,是问我有否读过某些有关的文章。我说没有,他就不再多说,急步而去了。
这样,他逼使我在发问之前,先作充分的准备。一想到不懂的难题,我就到图书馆搜集有关的数据,通宵达旦地翻阅,将题目改了又改,发觉尚有不明之处才去问他。他反问有关的读物时,我对答如流,指出每篇文章的缺点,他于是点点头,打开办公室的门,请我进去。由于我对问题下过功夫,无事不登三宝殿,他通常不容易解答我的「质疑」,坐下来想想就总得花一小段时间了。后来我可以在其它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使不少同学羡慕。
有一些问题,我曾与艾智仁研讨过很多次,也有一些直至今天我们还是没有满意的答案的。这些问题都很浅。什么是失业?实质利率从何量度?在有竞争的市场上,为什么买卖双方会讨价还价?为什么香港房地产经纪的佣金比美国的低那么多?为什么在日本的餐室,顾客不给小费?……这些浅题目,在经济学上很重要,因为如果有了一个可取的答案,就可以一般化,推展到很多其它的事情上去。即使今天,任何人能逻辑井然地解答两三个这样的问题,就可见经传了。
一九六四年我开始写论文,导师当然是选艾智仁与赫舒拉发。每选一个题目,他们都很高兴,但由于资料不足,自己知难而退。题目于是一改再改,改了好几次后,他们对我有点失望了。六五年夏天,我决定暂时抛开论文,从事摄影六个月。六六年初卷土重来,过了几个月钻图书馆的生涯,在该年四月决定了论文的题目:《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
我苦思三日,写下了十一页纸。那时我在加州的长堤大学任教职,将这十一页初稿寄到加大去,他们订了集会研讨的日期,是一个星期一的下午,五时开会。该日赴加大之会,只见很多教授都在座。我还未发言,他们读到我稿上第一页所作的六个结论,都一致认为我全盘错了。我不知从何说起,而他们大家开始争论,一争就花了个把小时,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不要管那第一页,让我由第二页说起。
第二页花了三个小时,每一句我都要答辩,详加解释,而在座诸君又互相争论不休,真是一塌糊涂。直到晚上快十时了,艾智仁看手表,跑了,其它的人接二连三地离去。余下来的只有E.Thompson一人,继续和我争论。他是经济学行内的一个怪杰,是个天才,但我无心恋战。自己认为可以交得出去的论文初稿,两年多来就只有那十一页纸,如此收场,啼笑皆非,还有什么可说的?
晚上十一时,我心情沉重,到加大邻近的餐室去吃点东西,呆坐了一阵,终于鼓起勇气打个电话给赫舒拉发,问他我是否应将题目放弃。他惊愕地回答:「为什么放弃呀?我没有见过那样精彩的论文!」在驾车回长堤的路上,我是兴奋的。我隐约地意识到教授们的争论,是因为我「击中」了一些重点。我后来才知道,佃农理论在我之前已有二百年的发展了。我完全没有考查过前贤之见,只以为要解释农业经济,应有一个佃农理论,就自创了出来,殊不知其结论与传统的相反。
早上回到长堤大学办公室,知道艾智仁曾给我电话,我立刻挂回一个给他。他说:「你的几个结论与我们所知的完全相反,像昨天那样的争论,不是办法。你不用再来,等我在研讨班上跟学生讨论之后才决定好了。」此后,每隔几天,关心的同学就给我通报,说他们找不到什么错处。三个星期过去了,艾智仁给我电话,简单地说:「你可以正式动笔了;要准备用两年的时间。」我说:「一年够了吧。」「通常不够,你不妨试试看。」
论文写不到一半就获得芝加哥大学的通知,给我一个奖金,要我到那里去。我于是不到一年就将论文赶起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杜玛(E.Domar)教授将我论文的第一章寄给芝大的庄逊(D.G.Johnson)教授的。庄逊曾经发表过佃农理论,我在论文中对他的分析手起刀落。他确有大将之风,不仅不介意,还再三要赫舒拉发催我申请芝大每年一个的奖金。我见论文尚未完成,迟迟不敢申请,后来见过了期限,赫氏还在问我的申请信寄出没有,就姑且照办了。两天后就收到芝大的电报。原来他们只看一章就定了奖,但要等我的申请信。
那一章,差不多不是我写的!
(五)
听到艾智仁准许我正式执笔写论文,兴奋之极。当时我在长堤大学任教的工作很沉重,每星期要教十二课。一个同事(E.Dvorak,是目前美国西区经济学会的主事人)认为我的论文可大可小,替我紧张起来,在校内任何事情都维护着我,给我很多方便。我不停地工作了一个月,再三修改才完成了第一章,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大约四十页,寄了给赫舒拉发与艾智仁。过了一个星期,约定时间,就到加大去见他们。
赫氏一见我面就大加赞赏,把文稿交回给我,只见他修改了几处,提出了一些问题。跟着,我兴高采烈地去找艾智仁,他没有说什么,只把文稿交还给我。我一看,几乎哭了出来。艾氏在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作了修改,提出质疑,每页上满满的都是他的字迹,差不多把我稿上的「打」字完全遮盖住了。在整章中,我的每一句他都不放过!
我望着他呆了一阵,说:「我已经修改过好几次的呀!」「那算得什么,我那篇关于功用的文章修改了不下二十次。」我很失望,转身就跑。那天晚上回家,我坐在桌前细读艾氏的每一个质疑,每一处修改,越看越心惊,越看越佩服。我将他提出的每一点,经过深思后,反复地考虑、「化解」,直到我消化了他的最后一个评语,觉得自己在学识上似乎升了一级,判若两人。一看手表,十七个小时过去了。我想起昨天在艾氏面前的失态,实在尴尬。于是拿起笔写了一封信给他,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抱歉昨天对你没有礼貌。回家后我用了十七个小时细读你的评语,才知道山外有山。我答应你将尽力而为,相信《理论》这一章的第二稿会有进步。」
一个月后,艾智仁看了该章的第二稿,叫我去见他。这次他显得很高兴,将那修改得很少的文稿交还给我。我坐在那里时,他站起来,望着窗外,彷佛自言自语地说:「我们都不怀疑你是可造之材,所以要苛求一点。你要知道,不管你脑子里如何了得,文章写得不清楚,在学术上就难有大成。读了你的第二稿,将来替你写介绍信时我可以说,你懂得怎样写明朗的文章。」
是的,我是从艾智仁那里学到写明朗的文章。这法门说来甚易:只要有一篇比较深入的、几十页的分析文字写得清楚,以后写任何文章都显得清楚了!困难是,学写的人要找到一个像艾智仁那样的高手,肯不厌其详地替你密密麻麻地下评语——这种际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赫舒拉发与艾智仁的指导下写论文,一年之中我学习到的,比此前在研究院的几年还要多。上课、读书、研讨、考试等都是学习,但没有机会运用。学而不用,自己所学的怎样明白也不能真正地登堂入室。用上了,才会知道哪些理论其妙无穷、得心应手,哪些理论中看不中用。用得多了,就可将五花八门、复杂无比的理论简化。真的,在今天,我听任何经济学者的学术讲话,单看他理论的简单程度与正确性如何,就可以很快地知道他有没有老老实实地对理论的运用下过功夫。我跟老师们学写论文最大的收获,并非理论那一章,而是后来怎样去运用它。
一九六八年,艾智仁到芝加哥大学访问一年。那时我刚好在芝大,与他有更多的倾谈机会了。某天午餐上谈到一个问题,使我们后来在交易费用与公司组织这个重要的题材上意见分歧。我当时举出下述的例子。假若有两个人要搬运石头下山,各自搬运的话,则每人每次可搬五十磅,加起来是一百磅。但假若二人合作,一起搬运,每次可搬一百二十磅。问题是,二人合作,每人试将一部分重量转移到对方那里去,所以结果会少于一百二十磅。然而,若合作中大家的「卸责」行为使重量低于一百磅,那么他们就会不合作,宁可各自搬运。因此,合作搬运的重量必定是在一百磅与一百二十磅之间。在有竞争的情况下,这个合作搬运的重量从何而定呢?这也是说,哪一些局限条件能使我们求出合作的均衡点?
这个问题,直至今天还没有答案。后来艾智仁从合作增产与卸责行为的角度,与H.Demsetz在一九七二年联合发表了关于公司组织与经理监管的理论。今天在经济学报上触目皆是的「经理」理论文章,大都是由他们的大作触发而写成的。我和高斯(R.H.Coase)不同意他们的分析,认为以「卸责」为要点是走入歧途。我自己以不同合约的选择来处理同一个问题,要到一九八三年才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
从影响与普及那方面看,目前艾氏(合写)之作比我的强得多。这可能因为他们的文章比我的早出十一年,先拔头筹。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到「卸责」这个概念有什么用。人当然会卸责,但这只不过是自私行为中的某种表现而已。说人自私,又说卸责,岂不是重复了吗?
在产权与交易费用这个问题上,高斯与艾智仁的贡献是应获诺贝尔奖的。艾氏虽被称为「产权理论之父」,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影响,是课室上的口述传统,以及他的学生或朋友把他说过的观点写出来成为文章。他自己当年在产权理论上较少动笔,看来大概是因为高斯在一九六○年奇兵突出,发表了那篇石破天惊之作,过不了几年,「高斯定律」就有口皆碑了。艾智仁很大方,对高斯的鸿文极力赞扬,要学生们一读再读。
高斯获诺贝尔奖的机会比艾智仁高。艾氏不介于怀,直言高斯获奖比他更加值得。这一点,他的学生是不会同意的。
(六)
好些朋友要求我写下我求学的事。这可不是因为我书读得好,在学术上有些成就,而是这些朋友知道我在中小学时一败涂地,连升级也有困难。不少人的学术成就比我大得多,但人们对他们的求学经历却没有那样感兴趣。我想,上述的一些朋友有子女,其中有些子女读书不成,或平平无奇,或朋友本身也想知道求学之道,所以就想到我这边来吧。关于求学之道,曾经失败过的人,真的可能比那些从小就考第一的或成绩特优的知道多一点。单知成功,不知失败,对求学的认识似乎没有那么全面。
由于我的经历较为独特,朋友向我问求学之道,应该比问我买什么股票高明得多。一九八四年我为此发表了《读书的方法》与《思考的方法》,很多学生阅读。但朋友们还说写得不够,要我将自已屡败屡战的经历写出来,公诸于世。这差不多要我写自传了,那不成。折衷的办法,是写一些艾智仁和我的有关师生发展的经历,但因为公余时间无多,我只能草草下笔,简略地说了一些。
在这里补充一下。我认为一个青年是否读书之材,在二十五岁之前难以肯定。我二十三岁才算认真开始读书,七年之后就获得长堤大学的最佳教授奖,但在二十三岁之前,没有谁会说我是读书的材料。不要以为我是个例外。我起码见过四个中学时读书不成的学生,到了大学突飞猛进,变得神乎其技!我的一个姨甥,在香港的中学读得还不错,但进不了香港的大学,心灰意冷地跑到美国跟我一起,教了他一点法门,只六年就拿到了博士,现在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了。也不要以为美国的大学容易读,比不上香港的。香港与美国学术水平之差别,是毋庸细说的。
除了一些天生下来脑子有缺陷的青年——这些人少之又少,或是那些精神上有问题的不说外,我们实在不能对任何一个青年下什么读书前途的定论。父母的「家教」,朋友的影响,社会某种气氛的感染,老师的墨守成规,考试的心理威胁,学校的教育制度——这一切,对学生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其作用比学生本身的往往不知大多少倍)。数之不尽的天才被抹杀了。但要求学有所成——甚至有大成——是用不着什么天才的。智商高低与学问深浅的关系不大明显,而除了量度低能儿童外,智商本身不代表什么。
我少年时在香港及大陆读书不成,但其它环境却打下了我后来求学的基础。家中兄弟姊妹众多,家里人没有时间管我,让我有很多独自思想的机会。抗战期间逃难,在广西一带虽然生活艰苦,但见到很多不同的事,培养了我的好奇、求知的兴趣。其后在香港的街头巷尾结交了不少奇人异士,有下象棋的,有踢足球的,有唱粤曲的,有打乒乓球的,有打功夫的,有写文章的,有吟诗作对的……。这些「三山五岳」的朋友使我能在多方面发展,脑子变得灵活了。在佛山华英小学读书不成,但有一位吕老师;在湾仔书院不成,但有一位郭老师;在皇仁中学不成,但有一位黄老师——这些老师没有教我什么,但他们没有见我成绩不好而看低我。这使我对自己有了自信。
能独自思想,有好奇心,脑子灵活,有自信——就算不识字,其求学根基似乎比中学考第一的强得多了。我先到多伦多去补修一些大学预科,其实主要是学英文。语言不能速成,无话可说。一旦语言足可应付,整个中学的什么历史呀,地理呀,数学呀,一发劲,只不过是几个星期的工夫。
以上都是不太难办到的事。比较难的有两点。第一就是求学要有所成,跟做任何事一样,都要下一点决心。对读书毫无兴趣的,须有决心认真读它一两年,才知道自己有没有兴趣。我在多伦多时,某夜躺在床上想着什么,突然决定试一试:究竟真正地读书是怎样的一回事。跟着到了加大,读了两年后,产生兴趣,就不用管什么决心不决心了。在我来说,开始时所需的一点决心,可以招之即至,但有些人可能难以办到。所以我曾经说过,求学与不求学只不过是一念之间。
第二点——最后一点——是最难的了。求学要遇到明师。我屡遇明师,你说奇不奇?艾智仁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位罢了。
the real tutor!
假若有两个人要搬运石头下山,各自搬运的话,则每人每次可搬五十磅,加起来是一百磅。但假若二人合作,一起搬运,每次可搬一百二十磅。问题是,二人合作,每人试将一部分重量转移到对方那里去,所以结果会少于一百二十磅。然而,若合作中大家的「卸责」行为使重量低于一百磅,那么他们就会不合作,宁可各自搬运。因此,合作搬运的重量必定是在一百磅与一百二十磅之间。在有竞争的情况下,这个合作搬运的重量从何而定呢?这也是说,哪一些局限条件能使我们求出合作的均衡点?
如果两人可以付出的是体力,得到的回报是石头下山的重量。而合作付出各自50磅的体力可以得到120磅的回报。那么首先“卸责行为会降低搬运能力”是信息1,“合作搬运120磅会平分到60磅”是信息2,“合作搬运,各出50磅力能搬运120磅是信息3”,3条信息都透明的时候,而石头下山的收益对比体力付出的投入产出比对每个人都一直的情况下,用经纪人理性前提,双方会付出50磅的体力搬运。
所以,影响的条件有:
1,理性人假设。
2,搬运投入产出比在50磅力时最高
3,信息对称
一大早就看了这篇文章, 很有些感悟
感人!
求学之道的精要
很爱,很喜欢
兴味盎然地一气读完,很喜欢。原本就很喜欢读张五常的文章。
兴味盎然地一气读完,很喜欢。原本就喜欢读张五常的文章!
“只要有一篇比较深入的、几十页的分析文字写得清楚,以后写任何文章都显得清楚了!”说得太对了,这就是今后不搞学术研究生进行研究学习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