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不能创新是中国经济最大风险

| 2012/07/20 | 3 条评论

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七一”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我们党在新时期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是政治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经济和金融的一个要害问题,就是能力不足。

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有人认为要吸收借鉴美国、欧洲金融创新过度导致危机的教训,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得出的结论是金融不要创新了。这与中国面临的情况不符。无论是从全局上说,还是具体到金融体系、金融企业,我们最大的危险是不会创新,不能创新。不要认为创新很容易,胡搞乱来不叫创新,真正的创新并不容易。

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七一”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我们党在新时期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是政治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经济和金融的一个要害问题,就是能力不足。

从一个角度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决定的要素首先是资本,发展中国家都不缺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也可以在国际之间调剂,缺少的是资本。所以资本的多寡,曾经可以解释一切经济发展问题。但在当代的发展实践中,这理论几乎丧失了生命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上世纪30年代,欧美经济学界发生过一场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优劣的辩论。对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有许多道理可以支撑和印证。最有力的学说是由奥斯卡·兰格提出来的,他说,中央计划局可以模仿市场的价格信号,使全社会的生产非常高效,同时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批驳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也拿出了许多过硬的论据,例如消费需求的无限多样性,强迫命令难以持续,平均主义分配会导致激励机制的丧失。更重要的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认为,没有货币价格或私人财产的存在,正确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达成的。但是,对市场经济捍卫最有力的,是熊彼特提出的“破坏性创造”理论。他认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不断地创造新技术、新组合、新模式,西方经济确实有危机和周期性,这恰恰是经济有活力和有动力的表现,是其生命力的源泉,因此是一种“破坏性的创造”。经过这么多年,计划经济的试验在一度取得巨大成功后,最终被证明难以持续下去。市场经济也已经不是当年的形态,实践证明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必须结合起来。然而,一个基本的元素大家都赞同,就是创新。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罗默认为,对于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经验、想法和创意,与过去西方经济学中各种增长理论很不一样,那些理论都认为物质、劳动和资本最重要。

总之,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创新推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主流。美国最典型,从最高层次上,占据了全球竞争的优势,占据了现代农业、制造业、服务业所有领域的优势。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我们有200多种产品产量全世界第一,钢铁、汽车等制造能力都已远远超过美国,但是我们比较担心,高增长后会出现停滞,或者没有高速度的时候就很快出现停滞,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模仿和学习发达国家,在产业链低端从事生产,没有多少自己的创新和创造,只能跟在人家后面一步一步往前挪动,这种增长模式很难永久持续。这正是实体经济强调创新驱动的重要原因。2006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可以说是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实现这个目标,要靠体制机制,要靠人才,要靠许多条件,这是很不容易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经济中追求数量的倾向,科研中依靠政府的倾向,教育中追求分数的倾向还非常普遍。因此,我们说,不能创新是发展的最大危险。

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是这样的问题。创新能力不足,监管能力也不足。强调审批的环节太多,市场准入门槛很高,一旦进入市场后,对行为、过程的监管就缺失了。进入成本很高,违法违规的成本很低,这样的市场无法做到高效。为什么说我们的金融体系最大的威胁是创新不足呢?分析一下金融体系中种种奇怪现象也就清楚了。例如,上市企业不能破产,市场化并购太少,公司信用类债券几乎没有违约,这都是很奇怪的现象。按道理债券违约应该是经常发生的,就像破产和倒闭一样,我们这里也没有,尤其是最近几年没有,很奇怪。但实际上经济活动中的风险既没有化解,也没有消失,既没有分散,也没有转移。在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风险在日益积聚。所以,和经济体系一样,创新不足是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最大问题。



无觅相关文章插件,快速提升流量

分享到:

标签:

分类: 专栏, 郭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