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仲庚:弹性政商关系的独立需求
弗里德曼多年前访问北京时,曾表示中国的经济非他能力所及。他的一段原话如下:在我一辈子的经济经验中,我知道用自己的钱办事的人遇到事情时会如何反应(如在美国),我也知道用别人的钱办事的人的反应模式(如在苏联);但老实讲,在中国我没看出来谁在用谁的钱办谁的事。
分析、讨论中国的政商关系,比较复杂。因为,中国的”商”,包含好几种所有权的成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弗里德曼多年前访问北京时,曾表示中国的经济非他能力所及。他的一段原话如下:在我一辈子的经济经验中,我知道用自己的钱办事的人遇到事情时会如何反应(如在美国),我也知道用别人的钱办事的人的反应模式(如在苏联);但老实讲,在中国我没看出来谁在用谁的钱办谁的事。
中国的商,有用自己的钱的民营企业主,有完全用银行钱的企业主,有用国家的钱的企业主,相互交织起来,每一张交易网、每一条交易链,都牵涉到不同所有权制度下的成员。使得情况更复杂的是,近年来”混合动力”的商号越来越多,叫人弄不清楚一项交易中,究竟是谁在用谁的钱办谁的事。
因而,中国的政商关系是动态的,在所有权制混搭的现实之下,我们很难去说哪种关系绝对是正面的,哪种绝对是负面的。从实务的角度看,比较有意义的讨论,应该聚焦在一个问题上:在当前(某一个时段中)的经济态势下,哪一种政商关系生态更能将中国的经济价值最大化。
当前的中国经济状况,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国际的大环境,国内的结构性沉疴,都不让人乐观。政经永远是连动的,经济困难,连带的政府的社会压力也巨大。于是一个关键问题就浮出来了:在这种态势之下,究竟是应该政扶商,还是商帮政?
有人或谓,在经济体系内,政商本是鱼水关系,不好分辨主次。然而,那是在经济循环顺利情况下的说法。战略学告诉我们,在困境中,时间及资源都是有限的,只有区分主次才可能突破,面面俱到的做法只能原地打转。
让我们回到上述关键问题上:未来三五年之中,究竟是政治、政府应该大幅的政策松手,让商界带头去创造收入及就业,还是商界应该全力配合政府的政治任务,投入政府的社会维稳任务中。哪个方向,才能令经济生产力最大化,以渡过当前难关?
若谈企业家议政,恐怕没有比这个更紧要的话题了。若企业家缺少了经济政策影响权,政府就会以它之所以为政府的惯性去行事,结果不一定是对的。从另一方面说,在前述的产权所有制混搭的现实下,许多企业家未必能够清楚区别自己的企业家身份还是政府身份,时而代表企业,时而代表政府,摇摆议政。
这就凸现出经济学家在中国的重要性了。道理上,一批既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企业家的经济学家,能够以客观的数字及分析,来平衡政商两边的偏颇,使得政商博弈的最终结果更为合于真实。然若经济学家不独立而采予设立场,事情就麻烦了。
在不同阶段、不同态势下,中国需要不同的政商关系,政界与商界,都必须有这种弹性的心理准备。唯独不能有任何弹性的是经济学家,若经济学界在测量统计数字、分析现象、提交报告时见风使舵,其结果就是政商之间相互猜忌,各行其是。在今天中国,最需要独立风骨的不是企业家,不是政治家,而是经济学家。
作者为新加坡华点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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