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鱼:说明代替宣传是个进步 4月14日
“说明”一词更接近公共外交,显得更加 中正、温和、理性
前不久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里,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说,“宣传”(propaganda)一词已经被用滥了,与其原初的本义相去甚远。“不管哪本字典,它都注上了,有点‘强词夺理’的意思,那么我觉得我们是善意地表达中国,所以我就改成了‘向世界说明中国’。”
宣,本义是公开说出、散布、疏导。在东汉末年,已见“宣”“传”二字合用,但不含褒贬,是个中性词。在西方,宣传的本义是“散播哲学的论点或见解”,但在英语propaganda的词根中,借植物栽种、接木而含有强行传播之意。现代意义上的“宣传”一词,源于162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创立的“信仰宣传圣会”(Congregation for Propaganding the Faith),当时该会就简称为Propaganda,其主要使命是传播宗教教义。
赵启正说“宣传”有点“强词夺理”的意思,是基于现代意义上的理解。当“宣传”被放在政治脉络中使用,它就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的味道。将“宣传”工具运用得最为登峰造极的,当属戈培尔(被认为是“创造了希特勒的人”)。作为“帝国人民启蒙和教育部长”“帝国文化部长”,他掌控着异常庞大的宣传机器。戈培尔有一句名言:“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这是其宣传手段之一:只提供选择性的信息源。他还有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这是另一个常用的宣传手段:灌输。灌输就是“将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系统地输入人们的头脑并不断强化”,简单说就是“洗脑”。
“洗脑”式宣传,对分辨力较强的成人而言,可能功效甚微,但对于像白纸一般的孩子,的确有效。在齐奥赛斯库统治时期的罗马尼亚,他的声音每天通过广播和电视,飘荡在空中,成为一种空中控制。“每个公民熟悉这声音就像熟悉掠过的风,飘下的雨……同样的内容翻来覆去,和天天打交道的日用品一样熟悉。”(赫塔·米勒语)赫塔·米勒在失业期间,曾到一家幼儿园代课。她发现这里的孩子已习惯唱自己根本不理解的“颂歌”。她试图教孩子们唱一首接近自然的《雪之歌》,却遭到园长的呵斥:“这首歌大纲上根本没有!”她问孩子们是否想唱《雪之歌》,孩子却说:“老师,我们应该先唱颂歌。”米勒问:“是你们想唱,还是必须唱?”孩子们齐声喊道:“我们想唱!”米勒不由得黯然神伤:“毁灭在幼年即已完成!”(《红花与棍子》)
二战结束后,有学者调查了大量的纳粹士兵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充当希特勒的屠夫。结果发现,这些毫无人性的杀人恶魔几乎个个都称得上品行端正,从小就立志做祖国的忠诚战士。这就是纳粹式宣传的巨大功效。
作为经历过“文革”余温的一代人,我对“灌输”式宣传也有类似的个人记忆。在我刚刚记事的1970年代后期,农村每家每户的房门上方,都有一个纸广播。这是一种非常简陋的有线广播,通常是纸质的,广播时间好像也只限于早晚间新闻。每天天刚亮,纸广播就开始响起,然后就是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各位听众,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我一直很好奇,“报纸摘要”,“报纸摘要”,到底是一种什么神奇的药?这种最初的困惑,造成了词与物的分离,一些词从一开始就异化了。当时几乎所有非手工制作的日用品上,都有宣传标语。我记得母亲的镜子上印着“把农村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但母亲是个文盲;喝水的杯子上印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让我很长时间不敢拿那个杯子喝水;在我的床头放着一个纸箱,上面印着一行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就很奇怪,“阶级斗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竟然这么灵?我每天都是在默念这句话中睡去的,差不多成了一个催眠符。
当语言被用作宣传的工具,我们的生活里就会出现大量的“词语怪物”。许多看似平常的词汇,都暗藏着精确的政治态度和历史断层。比如在我的家乡,很多中老年人还将乡政府称为“公社”,将商店称作“合作社”。这些宣传过剩时期的历史遗留物,本身就像在讲故事。
赵启正不愧为“中国新闻官第一人”,他用“向世界说明中国”来代替“对外宣传”,说明他已意识到“宣传”一词的异化。“说明”一词更接近如今大家都在说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也就是直接面对国外公众去交流、解释自己的价值观和政策。中国古人讲“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达”。从“宣传”到“说明”的转变,既是一种“正名”,也是一种姿态的转变,显得更加中正、温和、理性。
(作者为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