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我最应该是个学者
现在,不少学者,认真调研,对现实有见地,但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说话。哗众取宠的商人学者俯拾皆是,真正的思想者却沉闷着,不敢说话,不愿意说话,这不是个好现象。
学者用词拘谨,说套话、假话、错不了的话,表达思想的语言都死气沉沉,不是什么好现象。我也不追求什么语不惊人死不休,只是喜欢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表达思想。依我看,大量的经济学文章都充满了大话和假话。
我的担心是,很多学品、人品不好的学者,反倒被认为是英雄,代表“社会正义”,代表“学术良知”,他们只要喊几个口号,就被认为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现象非常可怕。这个社会是非颠倒,好人被误认为是坏人,坏人反倒被认为是好人,真正的机会主义者、以学术的名义谋求私利的人,反倒被吹捧为“社会良心”、“民意代言人”。
如果我们静下心来看看历史,就会发现,哪一次运动不是自我标榜为“民意代言人”?标榜自己是民意代言人的,多半是坏蛋,这是历史的经验。世相复杂,笼统的“民意”是很粗糙的说法。“民意代言人”了解真实的民意吗?假如既不了解历史,也不调查现状,一上来就是“民意代言人”,我们如何相信他不是在糊弄人?
我从来不为讨好任何人(包括大众媒体和企业家)而说话,这样的讨好,其实是愚弄。我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代表某一个群体,我只代表我自己。学者的主张和建议可能对某一群体有利,但他并不是利益代表,学者既不是利益代表,也不是民意代表。我来自农民,不能说,我全为农民说话,因为农民和工人之间也可能有利益冲突。
现实中,肯定是有人被收买了。而且这些被收买的人,善于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他们实际上是想控制舆论。茅于轼有句话,人民群众往往不了解谁是真正为他们说话的。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大众这么容易被蛊惑。有位学者说,浑水摸鱼什么时代都有,但没有什么比一个经济学冒牌货将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朋友而获得胜利更加容易了。
我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即使我在体改委工作时,我仍然是从独立的学者角度去思考,我提出的政策,政府你爱听不听,不爱听就别听。学者观点的变化,应该源于本身思想的进步,而不是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那是机会主义分子。
我强调学者的独立。做事从个人利益考虑,作为普通人是可以的,但作为学者却不能这样。比如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不能只想我们村怎么致富,不能说我在北大,我就想着怎么让北大致富,我要看得更远。超越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个社会难的不是骂企业家,难的是面对大众舆论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非常遗憾,现在谁骂企业家,谁就是“劳动人民的代言人”,谁说一些支持企业家的话,谁就一定拿了人家的好处。这是荒唐的逻辑。
我的老师、同事,甚至单位领导都经常提醒我,说你政治上还不成熟。所谓政治上成熟,就是说话要圆润,句句都对,但什么都没说,谁也挑不出你的毛病来。政治上成不成熟,成了学者说话的一个前提。但我一直不屑于那样做,还是我行我素表达自己。媚俗和媚上都不是严肃学者。
也不是说我有足够的勇气,完全不顾忌。只能说,我保证不说假话,不能保证所有的真话我都敢说。我不敢说皇帝没穿衣服,我只能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这是我能做到的。我不想做无畏牺牲,但是你让我太委屈自己,说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我也做不到。可以说,我所知道的经济学者里,我个人的自我保护能力最差,经常把自己当作一个靶子。好多事,我是不太想保护自己的。
学者和商人有何不同?商人研究你的偏好,你喜欢什么颜色,他就生产什么颜色。学者是认为什么颜色好,就说什么颜色好,虽然你可能不喜欢,骂我,我也想说服你。学者和商人、政治工作者是不一样的。
我并不把二百五当作一个贬义词。二百五是很透明的,并不隐藏什么。我认为自己是个比较透明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讲。很多人在怎么想和怎么说之间有个长长的过渡,这一个过渡可能要三个月,你听他说话,还要猜他心里怎么想的,这个场合说什么,那个场合说什么,想这些花花肠子,没什么意思。
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只是有人反思早一点,有人反思迟一点罢了。
我不愿纠缠于概念之争,所谓左派右派,没有兴趣,喜欢单刀直入讨论问题。我们老家有句话,宁跟君子打个架,不跟小人说句话。和正人君子打架都行,和小人话都懒得说。
我从不认为我激进,我只是认为我理论比较彻底,讲究逻辑。
我从来没写过奏折什么的,也从来没有写过给领导的建言什么的。我的政策建议,不过是理论研究的副产品,绝不会为了政府已经颁布的政策做注脚,也不会为了迎合政府口味而修改自己的观点。我直截了当表达自己的观点,听不听是政府的事。
可能,我最应该是个学者。现在,不少学者,认真调研,对现实有见地,但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说话。哗众取宠的商人学者俯拾皆是,真正的思想者却沉闷着,不敢说话,不愿意说话,这不是个好现象。
如果我的东西变成了主流,是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社会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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