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西方企业家如何取得道德优势

| 2011/12/28 | 无评论

十六、十七世纪时期,西方企业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仅取得了经济优势,也取得了道德优势,逐渐演化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所谓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克制消费欲望+全力积累资本”。韦伯笔下的企业家,是一个将禁欲与谋利统一起来的独特群体。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将克勤克俭视为至高的品德,将财富追逐视为上帝赋予的天职。谋利是天职,是上帝的旨意,是有信仰之人应有的行为。表面上看,这完全是十分矛盾的现象,谋利不是为了享受,谋利干什么?奇怪!但是,西方企业家正是带着这种矛盾和奇怪的形象进入历史中心的。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一点不奇怪,因为这样的行为最起码会有两个功能:一是有助于资本积累。别人在纵情消费中而衰败,自己在节俭中而积累。钱一定要生钱,不能胡乱花掉,这是资本积累精神的基石。二是有助于道德势能的提升。人类欲望无限,资源有限,因此一切无助于生产的消费行为,都会被视为不道德。拼命生产,同时严格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是取得社会道德认同和社会尊重的根本办法。西方企业家在其发展之初,通过积累资本取得了经济力量,同时通过禁欲行为取得了道德力量,显现出了一种十分纯粹的“发展型人格”力量。经济和道德这两种力量到手以后,他们就具有了改造和治理整个社会的前提。他们最终取得经济、道德、文化和政治上的全面成功,与他们前期的自我折磨风格是分不开的。中国人常说,有所忍必有所求,反过来,也可以说有所求必有所忍。西方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有一个艰苦创业,忍住消费的历史阶段。

与西方企业家相比,中国企业家从一开始,似乎就存在两个缺陷。第一个缺陷是,西方企业家的主流是在权力系统外生成出来的,带有极强的民间性色彩。他们是在与封建贵族的不断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官商色彩较淡,对贵族官僚的侵害总是保持着一种警惕。中国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家是从权力资本化过来的。他们将公共资产从计划系统中引向了市场,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谋利性资产。从经济发展上来看,这是盘活了存量,使死资产变成了活资产,增加了就业和税收。但从分配环节来看,就有人骂“强盗资本家”了。“原罪”这样的概念,不是企业家外的圈子发明的,是从企业家自己的圈子中出来的。中国企业家第二个缺陷是,中国企业家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中国没有一个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的思想上的“新教”革命,中国企业家似乎缺少一个新教革命的“禁欲+谋利”的合成阶段,从一开始就本能地成了“谋利+纵欲”的合成。他们有发展经济的功劳,也有奢侈消费的罪过,比较纯粹的“发展性人格”没有成为中国企业家的主流。老百姓看到的是他们奢侈纵欲的一面,这是对生产性资源的耗费,他们的道德势力和社会尊严也因此而提升不起来。政治家生活简朴,百姓就敬重。和尚克制欲望,就得到一种神圣感。真理其实最简单,企业家已具备增加财富的功劳,如果生活消费再简易自然一些,就会具有道德感召力,成为社会真正的主导力量。

从社会调查来看,中国老百姓最尊重的企业家,主要是一些知识型实业家,因为这类企业家身上正好有新教伦理那种“禁欲+发展”的双重特征,是一种比较纯粹的“发展性人格。”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习惯,使他们不会像粗俗的暴发户和强取豪夺的官商那样奢侈纵欲。知识型实业家,靠的是知识和科技在发展,这是在实实在在增加社会财富。他们消费少,生产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于其对经济资源的消耗,自然就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光讨厌社会的仇富心理没有什么意义。人类的一些规则简单而普遍,西方企业家就是通过“克制消费欲望+全力积累资本”走到统治平台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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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专栏, 杨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