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墉的“皮凯蒂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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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4年8月初,近五十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在华盛顿召开的首届美国—非洲领袖峰会。对于世界银行行长金墉(Jim Yong Kim)而言,这是一段紧张而忙碌的工作日程。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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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年8月初,近五十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在华盛顿召开的首届美国—非洲领袖峰会。对于世界银行行长金墉(Jim Yong Kim)而言,这是一段紧张而忙碌的工作日程。

非洲国家是世行这家开发银行机构最为重要的客户群体,而且它们也是世界银行消除极端贫困的主要对象。大约有超过36个非洲国家的政府官员出席了在世界银行总部进行的领袖峰会。金墉在会议上表示,世界银行已经准备好向基础设施工程提供资金援助,大力推进贸易体系建设,进而推动整个非洲大陆经济的迅速增长。

会议开始三十分钟后,这位世界银行总裁借故离开了会场,他穿越市区前往参加由经济学家杂志和通用电子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赞助支持的非洲能源会议。在途中,他向我解释了自己对世界银行发展前景感到乐观的原因。的确,民间资本的自由流动正在逐步吞噬着世界银行的市场资源,而与此同时,金砖国家也一致同意组建自己的开发银行机构。尽管如此,

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很多国家依然渴望与世界银行携手合作,因为它们将在合作中分享世界银行在全球市场中的运作经验。金墉回忆说,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两周前在新德里进行的一次会晤中表示,他希望世界银行能够成为自己的“信息银行”,帮助印度扩大教育体系规模,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和生产效率。

抵达目的地后,金墉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通用电子公司举办的能源会议中。在电力专题讨论会环节当中,他慷慨激昂地向与会者介绍了六亿非洲人民对于电力的巨大需求。此外,金墉还对包括尼日利亚财政部长恩格齐·奥孔约-伊维拉(Ngozi Okonjo-Iweala)和泛非洲能源巨头玛拉集团(Mara Group)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阿希什·塔卡尔(Ashish Thakkar)等参会电力经纪商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他又马上乘车返回世界银行总部。在返程的路上,我们又重新拾起一小时前中断的对话。

世界银行的皮凯蒂时刻

金墉曾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在秘鲁和卢旺达等国建立创新医疗卫生保健工程项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现在居然成了世界银行行长。长期以来,世界银行一直由那些代表各派势力的银行家、商界领袖和政客们轮流坐庄。可以肯定的是,金墉绝对不在此列。

20世纪90年代初,金墉积极投身于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当时,金墉与波士顿非营利机构健康联合协会(Partners in Health)的同事们开辟了诸多医疗卫生服务渠道。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那些极度贫困国家提供廉价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他强烈谴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台的结构化调整政策。这些组织经常以削减预算赤字、清偿债务和推动私有化改革为名降低公共卫生医疗补贴。在1995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度会议期间,金墉参加了一个由名为“五十年足矣”(50 Years Is Enough)的公益机构举办的宣讲会,强烈批评这两大国际组织激进的改革政策。后来,他与其他作者联合撰写了《为增长而死》(Dying for Growth)。他们在这本书中写道:“拉美地区的穷人被拉来当作弥补预算缺口的炮灰。实际上,这些预算赤字根本算不到他们头上。然而,这些人却要永远地背负起那些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债务。”

现在,金墉正尝试启动世界银行组织的内部变革。自2012年7月开始执掌世界银行领导权(美国总统奥巴马对金墉的任命令很多人感到非常意外)以来,他一直希望以简洁明确的方式重新定义该组织的使命:到2030年终结极端贫困,提高40%底层群体的收入水平,共享繁荣成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这位新任行长在过去的一年里针对该组织内存在近二十年之久的官僚主义顽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积极削减成本支出,任命了一批高级执行董事,他们将负责包括教育、环境、自然资源以及金融与市场等领域在内的15个崭新的全球业务单元。除此之外,他还希望世界银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他看来,全球气温的不断升高将对穷困阶层造成最为严重的冲击。

对于他来说,这正是世界银行的皮凯蒂时刻。金墉时常引述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观点,后者在其畅销著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清晰地揭示了全球市场存在的诸多不平等。为了抓住这一时刻,这位新任行长认为世界银行必须展示出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在修筑公路、建立发电厂、改革社会福利和教育体系方面,该组织将帮助那些贫穷落后国家逐步走向繁荣。

“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全球理念有效解决每个国家的难题,那么我们也就无法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他告诉我说。

虽然没有人会去怀疑他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担当,但还是有很多组织内部和外界人士对其工作方法提出了质疑,如今,世界银行已经参与到很多国家的经济建设当中,其年度预算超过600亿美元。金墉的全球运作理念能否向成员国提供比以往更加出色的服务尚不得而知。1987年,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小巴伯·科纳布尔(Barber Conable Jr.)重新改组了包括运输和能源在内的业务单元。十年后,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却以提升对客户群体的回应性为名悍然撕毁了这份组织框架结构图。他从世行总部派出了数百名人员进入具体的业务领域,并增加了对各国执行董事的授权力度,使其成为自己忠实的追随者。

“内忧外患”

金墉发起的机构改革严重打击了世界银行内部的员工士气,众多高层管理者纷纷辞职离去,于是,他从麦肯锡公司(McKinsey)聘请了多名顾问,为其改革重组提供咨询服务,同时还为48名高级执行董事安排了新的工作职位,所有这些都是机构改革的组成部分。

一位要求匿名采访的世界银行内部人士表示,大权都掌握在以新一届全球业务高级主管为代表的管理层手中。他说:“我认为这不是理想化的改革模式,那些高层管理者的资质和业绩并不能让所有人信服,换而言之,他们没有展示出出类拔萃的工作能力。”

金墉向自己的理事会成员们表示,他期望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到目前为止,理事会仍然是金墉机构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世界银行荷兰执行董事弗兰科·赫姆斯克(Frank Heemskerk)说:“所有改革都会引发外界的批评和阻挠。”

当世界银行正面临自成立七十年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时,内部的纷争和外部环境的动荡也如影随形。尽管贫困依然广泛地存在于全球各个角落,但是以巴西、中国、印度和印尼等为代表的世界银行传统大型客户们都已纷纷建立起庞大的外汇储备,它们在国际市场的贷款交易也更加顺畅。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预计,本年度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民间资本总额达到1.03万亿美元,2015年将达到1.11万亿美元。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埃斯沃·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世界银行如今正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的市场份额,它此前的很多客户都不再将世行贷款作为首要选择,转而开始利用民间资本收购资源,积累财富。

在7月于巴西福塔雷萨(Fortaleza, Brazil)召开的峰会上,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国家元首们一致同意成立新开发银行机构,启动资本为500亿美元,并向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出了加盟邀请。这家新开发银行机构还拥有总额高达1000亿美元储备交易资金,创始成员国将共同负担这笔款项,分散危机风险。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颇具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西方机构几乎垄断了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然而,此次事件标志着新兴市场国家首次尝试重新划分21世纪的国际金融市场格局。

在金墉看来,金砖国家并非是竞争对手,而是潜在的合作伙伴。这位世界银行总裁承诺自己将与这些国家展开深入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巨大的基础设

施投资需求。

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凭借惊人的高速增长成功使五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但是目前仍有近一亿人每天的生活开支低于1美元。2013年,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了16.5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世行下属机构之一的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则为其做了16.4亿美元的投资担保。7月,金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会晤,双方同意就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展开为期一年的跟踪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此项合作是对世界银行工作能力的高度认可。”他说。

尽管在过去十年经济增长迅速,但是印度仍然有大量贫困人口,总数在4亿左右。这一数字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因此,它也是世界银行重点关照的对象。截止到今年6月30日,该行在本财政年度向印度提供了52亿美元贷款担保,国际金融公司为其做了11.4亿美元的投资担保。在7月份访问印度的行程中,金墉表示,世界银行已经准备好在未来三年内向该国提供总额为180亿美元的融资支持。

这位世界银行总裁相信,莫迪与自己在很多方面可谓志同道合。今年五月,印度新任总理莫迪凭借此前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执政时期展示出的卓越领导能力和实用主义的思维理念成功赢得大选。他在当地积极改善电力和运输网络,努力打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莫迪希望世界银行能够帮助印度政府构建起良好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金墉回忆说:“莫迪总理为印度的未来发展制定了清晰的蓝图。他目不转睛地对我说,‘你能帮助我吗?’当然,莫迪给了我们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因此,世界银行必须充分利用此次合作契机证明自身的价值,推动印度经济的迅速发展。如此一来,双方都能共享繁荣的发展成果。中国也是一样。可以说,这个逻辑适用于每一个合作对象。”

华盛顿的盟友

世界银行一直被外界视为是美国人手中的玩偶。美国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世界银行。面对这种情况,金墉如何才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他的改革呢?

根据二战后达成的一份非正式协议的规定,美国拥有任命世界银行行长的权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行长的任命权则掌握在欧洲人手中。然而,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和西欧经济主导地位的逐步丧失,整个市场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上升了4.6%,增至47.2%。尽管如此,但美国仍然是唯一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在该组织25个执行董事席位中,欧洲国家占据了其中的八席。

观察人士认为,一旦金墉改革失败,那么华盛顿很可能在未来失去对世界银行的掌控能力。

在2012年3月提名截止前的某天,金墉接到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的电话。那时,金墉担任达特茅斯学院校长。在他看来,达特茅斯学院毕业校友盖特纳打电话肯定是为了推荐某人入学等这类事情。然而,出乎金墉的预料,盖特纳直接开门见山地问他是否愿意考虑开发银行机构总裁的职位。这位达特茅斯学院校长回忆说:“我当时真的是惊呆了。我激动地说道,‘您指的是世界银行吗?’”于是,他第二天立刻飞往华盛顿与奥巴马会面。三天后,他站在奥巴马身边出席了在玫瑰园召开的世界银行行长任命仪式。

对于这项任命,很多行业专家与金墉一样感到震惊。几个月以来,华盛顿各界一直充斥着各种流言,大家都在揣测新一届世界银行总裁的人选,很多熟悉的名字被反复提及,甚至连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也被纳入其中。普里切特在提到金墉时问道:“为什么这个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呢?或许他压根就不是这个圈内的人物。”事实的确如此,金墉很少出现在国际视野之中,但他真正吸引奥巴马的是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作经历。有消息人士表示,除此之外,金墉还得到了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强力支持。克林顿全球倡议组织(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一直与健康联合协会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金墉的履历

1964年,年仅五岁的金墉与家人离开了当时正处于极度贫困的韩国,来到美国寻求新的生活。他的父亲是爱荷华大学牙医学教授。在结束了布朗大学第一学期的学习生活后,父亲开车来机场接他回家。他告诉父亲自己想学习哲学和政治学,这样以后就可以进入政界发展。听了金墉的想法,父亲将汽车停靠在路边,并关闭了引擎,然后对其说道:“如果你能顺利完成自己医科学业,那么你以后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从布朗大学毕业后,金墉来到了哈佛医学院学习。在那里,他选择了医学和人类学的双学位项目。对于金墉而言,这种组合式的学习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医学可以救死扶伤,而人类学(1993年,金墉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两年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则有助于了解和学习那些在医疗卫生领域可能遇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壁垒等。不仅如此,这个项目也让他与同学保罗·法玛尔(Paul Farmer)建立了友谊。后者在海地医疗诊所做志愿者服务,后来,法玛尔将金墉也带到了那里,两人共同创建了健康联合协会。当时,他们还是哈佛医学院的在校学生。这些非营利机构与当地协会组织合作建立了多家诊所和医院,它们主要负责治疗那些疑难病症,例如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等。金墉和法玛尔在秘鲁利马郊区贫民窟的卡拉贝罗诊所利用多种混合药物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治疗耐多药结核菌的方法,随后,他们又努力游说各大制药公司,希望它们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提供药品。凭借其在健康联合协会的出色工作,他们获得了由约翰-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颁发的“卓越奖金”。今天,健康联合协会的活动已扩展至七个国家。

2003年,金墉出任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他提出了3×5远景目标规划:使300万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能够在2005年底前接受到抗病毒治疗。对此,很多人都表示了怀疑。他们认为,这项规划的目标实在太过宏大,恐怕很难实现。一方面,它需要耗费很大的成本;另一方面,许多目标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非常薄弱,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拒绝治疗的现象,最为明显的就是南非。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直到2007年才完成这个目标,累计治疗人数达到了300万。到2012年,这项计划总共治疗了700万非洲艾滋病患者。2006年,金墉离开了世界卫生组织,转而成为哈佛医学院全球卫生与社会医疗系主任。2009年,他被任命为达特茅斯学院校长,成为常春藤高校联盟中的首位亚裔行政领导。

法玛尔说:“金墉将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消除贫困方面。他一直都在思考贫困以及人们在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基本服务领域中所面临的诸多障碍。”

金墉将自己对目标的崇信带到了世界银行。在他的推动下,世界银行理事会于2013年正式宣布了自己的组织使命——在2030年之前摆脱极端贫困,共享世界繁荣。它的首个目标就是将每日生活费在1.25美元以下的人数降至全球人口总量的3%以内。而在2010年,这一数字接近18%,总数约为12亿人。此外,世界银行尽管已着手制定自己的第二个发展目标,但其主要覆盖对象是那些占40%的底层群体。该组织希望通过加快收入增长的方式让他们分享发展成果。

部分发展专家对上述目标提出了诸多质疑。他们表示,世界银行在消除贫困方面已经努力了几十年,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1973年的一次演讲中就公开呼吁要在20世纪末终结极端贫困。但是金墉表示,设置清晰的目标对于世界银行开展今后的工作非常之必要,因为它可以凸显出组织未来的优先发展方向。

世行发展蓝图

过去十年来,世界银行一直被各种丑闻和争端事件所困扰。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的高压式管理和一味地依赖那些来自小布什政府的少数核心团体的做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随后,他又因滥用职权为自己的女友(世界银行雇员)增加薪酬和安排调任而触犯众怒,被迫于2007年辞职。佐利克上台后虽然重新整顿了内部秩序和人员士气,但遗憾的是他并未清晰地勾勒出世界银行未来的发展蓝图。

金墉去年的组织再造改革同样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他引进麦肯锡公司顾问的举动并没有拉近他与内部员工的距离。虽然如此,但是他的高级助手们却十分欣赏其科学的数据决策工作模式。金墉在气候变化项目上的特别代表、副行长盖瑞琪(Rachel Kyte)说:“当他开始介入某个问题时就说明他已经开始不相信我们的判断了。行长在工作中非常注重相关数据和证据的支撑。这确实让人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刚刚上任的前几个星期内,金墉开始初步了解和学习世界银行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报告。他与科学家坐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议题中去,并最终同意将它们付诸实施。2012年11月,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名为“降温”的报告,呼吁各成员国采取切实行动在本世纪末阻止全球平均气温上升4摄氏度的趋势。

金墉希望通过创建新的全球业务单元的方式来强化世界银行内部及其与四个分支机构的合作。这四个机构分别是负责中等收入国家信贷项目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向全球极度贫困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和担保服务的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主管民营领域投资业务的国际金融公司以及向民间投资者提供信用升级和风险担保服务的多元投资担保公司(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基斯·汉森(Keith Hansen)是世界银行两位负责全球业务的总裁之一。他表示,在新的全球业务体系下,所有人员的薪酬均由总部预算支付,那些有突出贡献的管理阶层可享受适当的激励措施。从今年七月起,新的组织结构和人员配置将步入正轨。至于新的改革规划能否达到预期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汉森说:“最终的考核是客户能否从中看到我们的变化。”

英卓华(Sri Mulyani Indrawati)在去年升任世界银行首席运营官就是此次改革的积极成果。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英卓华于2010年加入世界银行。此前,她曾担任该国财政部长,在回应性需求方面有着丰富的个人经验。2006年的大地震和海啸几乎让印尼亚齐省成为一片废墟。在此情况下,英卓华作为国际协调员与世界银行展开了密切合作,并听从后者的建议采取最佳的方式推动经济改革,例如削减燃油补贴、控制现金转账以及加大对教育和医疗卫生体系的资金支持力度。

世界银行的重组改革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首席财务官贝特朗·巴德(Bertrand Badré)表示,世界银行计划将每年的成本支出降低4亿美元。然而,仅仅通过削减旅游支出、取消员工泊车补贴和控制新进员工数量的方式就压缩了一半的成本。为了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该组织还计划裁撤部分工作岗位。

“我们之所以厉行成本控制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家银行机构,它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果你希望提升组织的实力,那就必须维持稳定的收入。但是,组织的任何活动都需要资金支持。”巴德说。

成本控制将使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组成)的年信贷总额达到280亿美元之多。截止到今年6月30日,该机构本财政年度的信贷总额仅为182亿美元。近年来,世界银行绝大部分的增长收益都来自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后者上一年的收入总额约占整个集团的28%,而在2000年,这一数字只有13%。

国际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蔡金勇说:“无数的事实证明,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充分利用民间资本是实现上述发展目标的关键所在。”

投资基础设施

如果让金墉来选择当今各国最具发展潜力行业的话,那一定是基础设施领域。世界银行官员表示,发展非洲大陆的电力与物流网络对于消除该地区的极端贫困具有非凡的意义。此外,基础设施投资也是维持世界银行在中等收入国家市场份额的重要途径。

虽然世界银行本财政年度向基础设施领域提供的贷款和投资已达230亿美元,而在上一年,这一数字只有170亿美元,但是这也反映出全球市场需求的萎缩。该组织预计,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公路、铁路和能源网络建设每年就需要1000亿美元,全球的年度投资需求总额大约在1万亿美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世界银行要想单凭一己之力完成这些项目显然不切实际。因此,金墉决定创建一个全球性的基础设施融资机构,旨在推动全球投资者前来参与融资建设,例如像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Singapore’s Temasek Holdings)这类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加拿大退休计划投资委员会(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为代表的养老基金和包括贝莱德集团(Black Rock)在内的机构投资者等。

首席财务官巴德一直致力于构建这样一个类似的融资机构平台。如此这般,世界银行就可以与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共同联手,决定优先发展项目,起草规划,完成一系列监管和环境审批程序,然后再将这些工程分包给那些有实力的投资者。金墉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最大程度上消除不确定性,了解外部投资者的情况,还可以为那些急于寻求长期投资的投资者打开资本注入的渠道。

部分非政府组织担心,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可能给当地的环境和居民带来灾难。虽然在金墉看来世界银行并未降低标准,但他也承认在回应客户需求与保护社会环境之间确实可能存在潜在的利益交换行为。“我们绝不容忍那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但是我们又必须要平衡好快速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些。”他说。

由于世界银行考虑向非洲火力发电厂项目提供贷款支持,所以很多批评人士在近期的美国—非洲峰会上向金墉发难。华盛顿国际绿色空间组织(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in Washington)气候变化与森林项目高级政策顾问苏珊娜·布瑞特科夫(Susanne Breitkopf)表示,他的这些行为与当初制定的遏制气候变化的目标背道而驰。“金墉博士的某些言论让人们对其寄予厚望。但遗憾的是,他却出尔反尔。”她说。

金墉并没有对自己在非洲项目上的言论道歉。他声称,世界银行必须以实用主义的眼光来审视非洲地区的能源需求,所以他们不会将煤炭资源排除在外。况且,莫桑比克和很多非洲国家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世界银行官员坚称,他们并没有偏离气候变化的治理目标。与此同时,该组织也在不断增加对太阳能、水力等能源的投资。金墉经常提到的英戈大坝(Grand Inga Dam)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的刚果河畔,其拥有的潜力几乎相当于中国三峡大坝的两倍。

增强合作

关于基础设施的任何探讨最终都会不可避免地转回到金砖国家身上来。这些国家在全球基础设施需求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新开发银行机构的建立表明,它们决定投入巨资满足基础设施领域的庞大需求。

既然这样,那么金墉是否担心它所带来的市场竞争呢?对此,他从未提及个人观点。金墉表示,全球市场的开发业务需求十分巨大,例如基础设施和其他工程项目等。它们在开工建设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资金匮乏的问题。因此,世界银行随时准备与金砖国家在这些项目上展开合作,共同分享彼此的经验。他还专门安排中国市场业务负责人波特·霍夫曼(Bert Hofman)与中国政府官员接洽。他们开始考虑是否与亚洲基础设施银行进行合作以及具体的合作方式等问题。

金墉对自己的同事们说:“大家都非常了解我。伙计们,请记住,贫穷和共同繁荣的匮乏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因此,那些尝试战胜它们的组织机构绝非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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