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我善诡辩是当兵时练出来的

人家说我这个人善诡辩。这主要是当兵的时候学出来，练出来的。斯大林就善于诡辩，列宁也是善于诡辩的人。包括我那时候看的《怎么办》，甚至《反杜林论》，其实也是诡辩。

人家说我这个人善诡辩。这主要是当兵的时候学出来，练出来的。斯大林就善于诡辩，列宁也是善于诡辩的人。包括我那时候看的《怎么办》，甚至《反杜林论》，其实也是诡辩。

我们那个思想成型过程，其实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例如：范文澜是跟郭沫若对着的，这两个人的历史观相互矛盾，他们俩都有点儿诡辩。因此，在我们思想成型的这个过程中，起码学会了不管遇到什么，都要问“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想法。

1976年总理逝世时，我们在山上，包括以后“四五”天安门广场这些事儿，我们都没参与。但是，情况都知道。我哥哥他们给我寄相片，说总理死了，发生了乱七八糟这些事儿。总理死的时候，我们团里这些干部子弟，在大礼堂放哀乐，组织人去悼念，是我挑的头。团长、政委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怕犯错误。那时候谁弄得清楚啊？

主席逝世的时候，我已经是参谋了，我们一帮人带着枪、炸药什么的，回了北京。当时以为中国要大乱了，准备上山“打游击”去。在打倒“四人帮”之前，我们曾经两次准备“武装斗争”。其实，所谓准备就是大家在一起瞎聊天。

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任志强口述，采写：徐绥之、齐馨，编辑：墨诞、米鹤都，主编米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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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任志强

分类: 专栏, 特写